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

在当今世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现实的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无疑是今天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作为技术发展、经济的有组织化和社会与文化变化的必然逻辑，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境遇。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客观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形势，着力探索推动理论创新的新规律，不断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全球化，当代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逊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也就是说，全球化指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化概念，他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他说：“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席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1]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因此，在吉登斯眼里，全球化是与“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是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类活动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依存关系的趋势和过程。^[2]尽管学者对全球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全球化是人类前进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客观历史进程。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化不断加深，文化多元化日益凸显。西方敌对意识形态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传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具有代表性的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吉登斯为代表人物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意识形态理论的散播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一、散布“终结论”动摇和瓦解社会主义信念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理论家对这一历史事变欣喜若狂，在他们看来，“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可以结束了。“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随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意识”将超越各种意识形态的界限，打破他们之间的对立，也因而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终结。“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3]在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苏东剧变结束了东西方的冷战，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历史将终结成为资本主义这种“最适合人类发展的、最合理的”社会形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重创被看作是西方价值文化观的彻底胜利，他们认为这就是所谓人类思想演进和文明进步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体将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而普遍化。西方一些理论家声称已经解决了人类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在现实中和可见的未来里都不会遇到真正有实力的挑战者，所以，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

西方学者的“终结论”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以“苏东剧变”的历史为根据，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动摇和瓦解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由于这一论调有“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此，它确实动摇和瓦解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推出“第三条道路”模糊意识形态界限

西欧左翼政党和美国民主党为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治国理论或策略——“第三条道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第三条道路”的首创者，随即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大力倡导，并被欧洲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同和推行，因而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克林顿主义”。“第三条道路”思想与全球化观点密切相关。应该说，它宣扬的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包括文化在内的全面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面对当今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也出现了新问题层出不穷、旧问题更加严重的社会现象，这就迫切要求出台一种“新政治”作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从而使当代欧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变革的尝试，以求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第三条道路”不仅超越了“左”和“右”，而且要超越两者狭隘的地域限制，要包罗整个地球，妄图成为全球化的唯一合法性思想。

“第三条道路”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在吉登斯看来，它在总体上应该是一种积极进取策略：“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4]“第三条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一系列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策略和政策方针，其特点为：一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观，即主张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必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风险能力；增强选民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增进国家民主。对于民主建设，他们倡导“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以适应当今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二是“第三条道路”的经济观，主张致力于促进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为经济发展服务。“第三条道路”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主张“新混合经济”。三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观，提出了建立积极福利制度的思想，以使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吉登斯对福利制度的看法是：“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5]四是“第三条道路”的外交观，倡导国际主义思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偏离了这一设想，而奉行了“新干涉主义”。

“第三条道路”以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取代以往“面对面式”的意识形态交锋，试图以超越“左”“右”来掩盖和模糊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但事实上，“第三条道路”并没逃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逻辑，即以全球化浪潮推销一种新资本主义政治策略——超越“左”“右”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趋同，使世界社会制度趋同于奉行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图谋，在缺乏批判性的情况下对它加以宣扬和推崇，那么它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新的制度构架上，掉入西方意识形态陷阱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三、鼓吹“普世价值”制造价值观念紊乱

近年来，“普世价值”成为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所谓“普世价值”，在哲学上是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区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着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普世价值”的普世性具有三个层面的语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普适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应适用于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不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要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由此可见，普世价值的价值主体不是某一具体民族、国家、阶级、宗教、党派或地域性的组织，它所调整的也不是各个宗教内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关系，而是国家间、民族间的冲突以及整体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因此，它的普世性不仅有普适性，还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其价值主体是超越了具体主体的“类主体”。这样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最高形态的个体，即它不是各个个体主体形态的总和，而是由最普遍的共同性构成的一个整体性的主体形态。

当前思想舆论界争论的“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现在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和超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普世价值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其意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抽象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终的制度归宿”，认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西方的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行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这些论调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称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类文明的主流”，显然是在为“全盘西化论”翻案。二是指认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如有人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又有人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还有人说，“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意在改变我国的一切。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误解和企图误导。^[6]

其实，鼓吹“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股势力，想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思潮的政治实质是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方向，按所谓“普世价值”即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思想上的指向，是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圭臬，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经济制度方面，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企图釜底抽薪，搞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支持配合“藏独”“台独”等分裂势力，站在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上。^[7]

尽管“普世价值”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变种，是资本主义价值渗透的新手段，但它却在当下中国掀起了“普世价值热”，成功地制造出新的话语，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而陷入西方意识形态陷阱。因此，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就必须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是非，揭示“普世价值”的政治实质及其虚假性，抵制和制止“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

简而言之，无论是认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随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意识”将超越各种意识形态的界限，打破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因而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终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的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就此走到“历史的终结”；还是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更具隐蔽性更有蛊惑性的“普世价值论”，其理论归旨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各种西方思潮的泛起与传播直接冲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不仅侵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对各群体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他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与整合，而且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