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对生态革命的独到理解

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绿色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等，绿党或环保组织发起的各种运动，虽然都属于民间组织的社会活动或民众抗议活动，但是它们都有某种明确的政治诉求，比如要求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措施，调整政策，切实地实施保护环境。福斯特这样写道：

当今的许多著名环保主义者都自称对自己所开展的运动采取了一种超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例如，英国绿党领导人乔纳森波里特曾经宣称，德国绿党的崛起标志着“阶级斗争冗繁的争论和左右派神秘而一成不变的分裂已寿终正寝”。按照这一观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须因全球环境危机而受到谴责……而绿党则代表了体现自然自身价值的“新范式”，一种超越历史阶级局限的方式。用这种方式，这些绿色思想家们便可置身于传统的社会争论之中，含蓄地接受一种“我们已看到敌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导观点。这种观点将大多环境问题都归咎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婴儿的出生数量和工业化特性，似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或其他派别。^[87]

然而生态革命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因为与它相联系的社会矛盾“是‘特定栖息地的生态与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压力和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压力不断增大’”，正因此，“当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明显处于危险境况，环保主义者、卷入争论的科学家、国家的有关法律……林业局、土地管理局以及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等部门都将站在‘生态再生产的需要’一边，而资方和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则倾向于代表生产的利益。资方加快步伐急于开发原生林、环保主义者站在保护森林的立场上予以抵制，而处在夹缝中的工人则要为其经济生活而斗争，结果导致了一场日趋加快的生态与阶级冲突。”^[88]因此，生态革命虽然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也不是环保主义者反对资方的绿色运动，而是一场包含着阶级冲突的激烈的社会运动。

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阶级倾向的生态斗争也是不现实的，当代的生态斗争仍然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这是福斯特对生态革命的独到理解，也是其他很多生态学家所不具备的理解。首先，生态危机的产生不会怪罪工人阶级，它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国家政策。前文分析过，资产阶级的生存目标是赚钱、赚钱、再赚钱，不是为着实现人的幸福生活而奋斗，资产阶级国家政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以财富最大化为目的，都以赚钱为驱动力，它们哪里管什么环境保护和人的幸福生活呢！所以，我们谴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时不能连带也谴责工人阶级，也不能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抽象地讨论生态革命，更不能把生态革命归结为技术革命，后两种谴责貌似有道理，可它们实质上是超阶级的谴责，因而都是不科学的。

其次，从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客观实际看，生态革命不可能是超阶级的革命。还是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所作的分析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对立的经济与生态力量的形成，标志着卡洛琳·麦钱特曾将其与‘生态革命’相联系的那种矛盾状况的出现，其特征是‘特定栖息地的生态与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压力和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压力不断增大’。当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明显处于危险境况，环保主义者、卷入争论的科学家、国家的有关法律……林业局、土地管理局以及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等部门都将站在‘生态再生产的需要’一边，而资方和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则倾向于代表生产的利益。资方加快步伐急于开发原生林、环保主义者站在保护森林的立场上予以抵制，而处在夹缝中的工人则要为其经济生活而斗争，结果导致了一场日趋加快的生态与阶级冲突。”^[89]在这里，福斯特启示我们，在当今的社会，阶级斗争不是孤立地出现的，尤其与生态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生态革命也是一场阶级斗争运动，但它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环保主义者反对资方的绿色运动，这是一场人类的生存斗争，也充斥着某种阶级的斗争。他的生态革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后者把阶级斗争视为一场“将人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运动，建立“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