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提出，要从生态科学上重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的理由》相比，英国学者乔纳森·休斯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观点则更加鲜明，他直接将生态问题的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因此他不仅直截了当地去践行奥康纳的重建活动，而且借助这一活动来深入思考生态问题。休斯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论题（这些论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环保主义者对其进行的公开指责，同时表明得到恰当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针对威胁和危害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发展对策提供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因此本书可能被认为卷入到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和环保主义之间的对峙之中。”[4]这个“对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休斯在生态科学视界上如何重释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不可回避的实质性问题。
休斯在书中告诫我们，西方人习惯地“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个单一的理论来谈论”，但是这样做不仅“过于简单化”[5]而且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比如马克思主义包含了生态科学、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等，这就是说，人们也可以从生态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哲学维度、政治学维度等去解读马克思学说。可惜的是，受传统观念的严重影响，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生态学维度，而且很多现代西方学者也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注生态问题，甚至敌视生态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科学相对立。然而休斯并非如此认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应仅仅被视为具有通常意义的研究价值，而且还可以作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一种有用框架”[6]。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科学在对待生态问题上的观念存在某种差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敌视生态问题，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科学处于对立状态。他写道：“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他关于人类社会依赖自然并被自然条件所塑造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比商品的市场价值更为广泛的价值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和观点也反映了许多绿色理论家的忧虑，由此也提供了我们之所以合理地希望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影响的研究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实践的另一理由。”[7]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有过关于生态问题的理论资源。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明确地宣称：“其他人似乎相信，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例如，帕森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持乐观态度”。在帕森斯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立场来自他们的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8]。佩珀自己也认为，马克思不仅注意到19世纪的环境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发展，而且提醒我们要历史地审查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正因此，帕森斯提出了如下假设：“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将会更加有力与明确地阐明他们自己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方式”[9]。从本质上看，“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念中的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核心论点，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态问题的适当框架”[10]。这个“适当框架”应当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担当起这样的大任？休斯的回答是：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生存生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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