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生态主义理论

生态主义不仅拥有丰富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影响极大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从总体上看，生态主义存在左、中、右三种理论倾向。我国学者通常把生态主义划分为两大阵营——“绿绿派”和“红绿派”。前者属于右翼倾向的理论，包括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和主流绿党理论等，被统称为“生态主义”；后者属于中左倾向的理论，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中的“左派”理论。它们围绕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思考，其理论涉及的内容很复杂，包括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西方国家的发展政策、西方生态主义自身理论的内在纷争等，也包括反思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环境问题，尤其把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同环境保护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内容。虽然右翼生态主义理论中包含了不少极端的、片面的理论认识，但是中左派理论却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理论。

（一）生态危机的实质

在中左派理论家看来，生态危机不是纯粹的自然问题，虽然这一危机状况往往表现为单纯的自然环境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生物物种灭绝、自然资源锐减、气候异常变化等，但它们也都深刻地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比如，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紧缺而滋生了日渐严重的人类生存恐慌，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到全球各地抢占生存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圈地运动”。这种不正当行为既加剧了生存资源的危机，也挑起了一系列国际社会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严重的、广泛的、持久的地区动荡不安，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西方生态主义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复杂的。一些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流行的“自然的控制”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误导了人类一直以来追寻自己对自然的绝对控制权，要求自然绝对地服务和服从于人类的生存指令。另一些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崇“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生存信条，一方面导致生产和消费的恶性膨胀与循环，加速自然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导致越来越多的废物、废水和废气的排放，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推行的不合理的发展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服务和服从于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宗旨，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在客观上必然诱导人们追逐财富增长而忽视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最终结果是，一方面社会经济产值不断攀升、经济理性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呈现出自然资源锐减和价值理性普遍失落。虽然西方学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所作的揭示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劣根性，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讲，以上内容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

既然生态危机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危害着人类的生存，那么消除这一危机就成了人类在当代所不可忽视的任务。为此，西方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之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他们的思考是广泛的，尽管如此，他们在思考解决这一问题时提出的许多理论却值得商榷。右翼学者提出的生态环境的重建方案是以人类退回自然为选择，如果按此路子走下去，人类必须放弃已经取得的文明进步而退回史前状态，亦即马克思曾经描述的先在自然状态，在其中，人与自然同一地存在着，就像动物与自然同一地存在着，都作为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选择吗？这是符合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的选择吗？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正像陈学明先生所说的那样：“生态主义把新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化的主角，反对把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政治理想。”^[51]显然，右翼生态主义“退回大自然”的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天真地强调了人类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要求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必摆起什么“龙头老大”的派头和权威。因而他们“退回自然”的道路不是人类未来生存所要选择的可行性道路，不符合人类生活的本质性要求。从实质上讲，它既不可行也不合理，是一条反人类的道路。

中左派学者的主张又如何呢？依陈学明先生之见，中左派学者主要指生态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了比较激进的主张。他写道：“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与新社会运动结盟，但强调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主角，在政治上立足于社会主义，以实现生态与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52]中左派学者主张积极地改良现存的社会发展方式，通过调动人民的力量，推动新的社会变革，促进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人类创造出真正的健康、稳定、持续、幸福的生活，正如高兹所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的否定”^[53]。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左派学者也提出“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方案，但这并非退回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活状态，而是倡导用社会主义生活模式为规范性指导方案来推进生态与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用社会主义生活模式来规范人类的未来生活。陈学明先生认为，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提出的“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设想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生活模式的设想，他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案视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消毒剂”的思想包含了积极的内容；同时他也指出，高兹的“社会主义只能在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中来加以理解”^[54]，而不能在其他意义上去理解。这就暴露了高兹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即便高兹一再强调社会主义运动，可是他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社会改造运动，在本质上反倒成为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请看他的以下言论：

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形成于这样一种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的主体是团结在一起的个体，它建立在伦理的要求的基础之上，对经济理性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施加新的社会限制。只有这种限制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完整性，以及确保他们无论在个体的层面上，还是在集体的层面上自我决定自己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的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含义及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个人从这样一些领域中解脱出来，在这些领域中，市场的逻辑、竞争和利益的功能，正阻碍着个人获得独立和自我实现。^[55]

高兹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呢？从实质上看，这一运动包含了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关怀，然而不该出现的是他将这种关怀诉诸于伦理道德，寻求道德价值的重建，这就暴露了他转向改良主义变革的不彻底性。正如陈学明先生分析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继承而是抛弃经济理性，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代之于价值理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含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56]从这里不难看出，高兹的社会主义方案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方案。在这种方案中，他像韦伯一样轻视或否定技术理性的积极作用，乃至放弃了技术理性。也可以说，韦伯方案之不足又重现于高兹的社会主义方案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兹的方案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案，而是韦伯方案的某个“变种”。韦伯的方案以失败告终，高兹的方案是否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其实，当代社会在解决生态危机上所做的种种努力已经宣告了高兹方案的破产。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高兹等中左派学者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积极意义，因为他们看到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仍然需要从社会主义角度来探索，这在客观上提醒我们：社会主义不是过时了，而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既是资本主义的“消毒剂”，也是人类创造未来理想的生存道路之希望所在。关键在于，与高兹等生态社会主义者不同，我们必须努力探索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方案，只有这一方案才是重建人类生存道路的希望所在。

（四）提倡生态正义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西方生态主义理论比较倾向于从伦理道德维度来反思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甚至把这一维度确定为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关系的根本维度。美国生态主义者R.F.纳什就曾明确地提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理调节或制约的关系——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当代思想史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有些人相信，这一观念所包含着的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可以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57]在这里，纳什不仅坚定地支持伦理维度的根本性分析意义，而且把这种分析维度的确立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不是纳什一个人的判识，它在西方生态主义理论中具有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澳大利亚学者彼特·辛格在谈论动物解放论时也提出：

（所有动物）解放运动要求我们扩展我们道德的应用范围，扩充或重新解释有关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人们发现，以往许多曾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在所难免的实践，不过是一个尚未得到证明的偏见的产物……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理解一场新的解放运动的到来。我所倡导的是，我们在态度和实践方面的精神转变应朝向一个更大的存在物群体：一个其成员比我们人类更多的物种，即我们所蔑称的动物。换言之，我认为，我们应当把大多数人都承认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去。^[58]

美国学者汤姆·雷根激烈地批评人类没有公正平等地对待动物，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犯下的根本性错误。他提出：

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并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不同事例的具体细节。错误出在整个制度……我们所犯的根本性的错误，不是我们给动物带来的痛苦，不是我们给动物所带来的苦难，也不是我们对动物的剥夺。这些都是我们所犯的错误的一部分……但它们不是根本性的错误。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是那允许我们把动物当做我们的资源（在这里是指作为被我们吃掉的、被施加外科手术而控制的、为了消遣或金钱而被我们捕杀的资源）来看待的制度，只要我们接受了动物是我们的资源这种观点，其余的一切都将注定是令人可悲的。^[59]

为什么我们的整个制度都犯了这样的根本性错误呢？雷根认为，其根源在于那些否认动物拥有与人公正平等的权利的思想，它们从根本上否认动物拥有与人类一样的道德关怀权利，实际上是这些思想剥夺了动物本来应该拥有的道德权利。

其实，罗尔斯顿也支持上述生态主义主张。所不同的是，他从道德价值上论证了自然应被列入人道主义关怀之中。他写道：“从这样的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兴旺发达与生态系统及生态系中其他自然物种的兴旺发达在多大程度上能分离开来呢？我们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伦理：它是把人类与其他物种看做命运交织到一起的同伴。”^[60]在他看来，生态主义研究涉及人类生存的终极义务。“如果说的是什么是人类在地球上长久存在所必需的，人们的意见应当不会有分歧。如果人类的持续存在是我们的希望，则其所需要的条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作为一种生物，我们必须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学会妥善利用由我们做主支配的大量资源，用它们来促进而不是破坏自然的大循环——那些使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水循环、能量流动和物质转化过程。”^[61]这就告诉人们，即便人类的生存是遵循生态规律的，如果我们不“把‘促进人类生存’的义务加进去”，那么生态规律就仍然是人类不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则，而不可能成为“道德义务”。^[62]

依他之见，生态学的终极目的是维持生态平衡，这就是生态系统所蕴含的“善”。也就是说，“善”不是人类的专利品，它应当属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善”，又怎么可能有生态平衡呢！因为这里的“善”与生态规律是一致的。罗尔斯顿由此推论道：“说自然平衡是人类价值的基础并非像在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从生态学推出一种伦理学，而仅仅是把自然平衡看做了伦理活动所必需的媒介。”^[63]他还道：“因为在这里，生态学的观点不仅渗透到伦理的派生性质，而且也渗透到其根本性质了。这种伦理观是在本质上，而不仅仅是在非本质的一些性质上与生态学相关；它本身——而非仅是其结果——就是生态的。”^[64]由此来看，

生态学这门所谓终极的科学，或许能引入一些对增长的限制，能对人们关于生活水准的提高、资本、进步、发展等等的观念提出挑战；然而，这些观念虽是人类价值根深蒂固的一些参数，但它们所关系到的，只是事物是怎样的、可以是怎样的或将会是怎样的这样一些“是”的问题，而并不关系到事物“应该”是怎样的。认识到增长的极限，可能会使伦理学在应用上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很难说会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伦理观念，因为伦理学的范围仍然是：（从乐观的一面说）最大地扩展到人类的价值或（从悲观的一面说）尽量保证人类的生存。^[65]

实际上，“这样的伦理学只是在派生意义上是生态学的，而在根本意义上仍然是人类学的”^[66]。当然还需要注意，“生态伦理学还可以非常容易地还原为传统的伦理思考，只是加上了某些生态的限定条件”^[67]。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无论生态学还是人类学，它们都需要一个伦理维度，因为它们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可能只把道德关怀给予人类，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我们的道德关怀就极其不利于维持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的平衡，一旦生态系的平衡因之被打破，那么这种道德关怀就不再是“善”，也不再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义务指导，而这种危机的终极后果则是人类自身的长久生存受到限制。

可以说，目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在认识它和处理它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生态系的规律上，更需要将人类的生存义务融入生态规律，使之转换成生态系的道德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道德既是生态学的也是人类学的，更应当是生存生态学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