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视野下的生态伦理反思

生态伦理的反思需要两种机制:一种是居民的自发生成,一种是借力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推动。自发生成是客观存在,不需人为努力,不在讨论范围。若要加快某种生态伦理的形成和实施,在任何时代都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工作。这种工作包括法律和非法律的机制,法律机制将在下一部分探讨,这里主要谈谈非法律机制在伦理规范确立和实施中的重要意义。

(一)政府主动承担起垃圾治理宣传教育义务

培养垃圾治理的伦理意识,广泛而持续的宣传教育是其基础。针对学生的教育可以通过学校进行,而针对一般市民的教育主要依靠各类媒体的宣传,以及举办各种培训和专项宣传活动。无论通过何种途径的教育或宣传,政府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宣传教育的顶层设计,内容安排,各类宣传教育的组织实施、经费开支,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在垃圾治理方面的伦理义务。宣传的内容包括“垃圾围城”的险境、垃圾治理的世界经验、本地垃圾治理的基本思路和举措、要求市民配合的减量化和垃圾分类伦理义务等。宣传的途径主要是政府掌握的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各种官方媒体,以及广场、公园、车站、码头和机场等的广告平台。政府可以下达宣传任务,要求这些媒体和平台每月或每日发布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垃圾治理公益广告。此外,社区的宣传活动也非常重要,通过各城区垃圾减量责任考核,各城区再将任务分解到各个社区,每个社区承担起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工作,可以通过标语横幅、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社区网站等资源,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这些工作是政府的伦理义务,如果政府不能营造这样的舆论氛围,市民就难以获得足够的垃圾分类知识,相应的伦理意识和习惯养成就成为无源之水。

(二)学校把垃圾治理作为伦理教育内容

无论是伦理还是法治,都是一种学问,要在社会治理中落地生根,都离不开特定的教育体系,其对应的学科就是伦理学和法学。除了作为一种大学专业设置的伦理学以外,我们还需要把伦理知识列入常识教育或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塑造健全人格是学校教育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作为人格教育的基本方面,伦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应当一以贯之,不应缺位。大学阶段开设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小学和中学阶段也需要开设类似的伦理教育课程。而在这些伦理课程中,生态伦理作为基本组成部分,应当将垃圾治理问题纳入其中。任何伦理教育都要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在现实案例中展开探讨。除了共性的伦理问题以外,每个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伦理话题。这些伦理话题应当是学生身边的,甚至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例如,债务人恶意逃债、老人跌倒没人管、垃圾分类难等,就是当前十分突出的伦理问题。中小学伦理课程应当对这些热点伦理现象给予关注,纳入课程内容。除了课程讲授以外,实践类学习也不可缺少,例如定期让中小学生参观垃圾分类宣教中心或环境教育基地,通过视频培训、案例展示、游戏体验、参与互动等方式培养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和伦理情感。

(三)构建垃圾治理伦理义务的保障机制

任何社会规则都离不开保障机制,伦理规则由于较高的利他属性,自觉遵守的概率比自觉守法的概率要低。当然,根据伦理义务利他程度的高低,以及必须遵守的程度,伦理规则可以区分为强义务伦理规则和弱义务伦理规则。例如公平、诚信等伦理规则(包含的义务并非纯粹利他性的,而且一旦违反将造成显著的社会危害)属于强义务伦理规则,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通过立法成为法律规则。余下的部分虽然作为纯粹的伦理规则,即弱义务伦理规则,也应通过团体规章、贷款政策等法律外的强制措施加以保障,否则放任市民随意遵守或违反,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伦理恶果。对于公交车上主动让座、自愿献血、为灾区捐款捐物等,由于具有纯粹的利他属性,即便不去做也不会造成重大的伦理后果,属于弱义务伦理规则,这些规则一般通过媒体宣传加以提倡即可,不需要出台强制措施去推行。那么垃圾治理伦理规则属于何种伦理规则呢,这要区别对待,对于生产者的过度包装,生产不符合特定规格的垃圾袋,市民不遵守垃圾分类的要求等,都属于强义务伦理规则,甚至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强制保障。对于市民理性购买环保型消费品,则属于弱义务伦理规则。对于垃圾治理中的强义务性伦理规则,我国相关的立法基本是空白,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也需要加快法律外约束机制的建设,特别是垃圾分类征信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