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精神与浙江社会治理诉求的契合,不仅具有逻辑合理性,也在实践中得到印证。正是凭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一充满海洋文化气息的浙江精神,浙江人民创造性地建构着社会治理方面的“浙江模式”。
(一)温州民间商会积极介入当地社会治理
温州是浙江沿海地区,温州人身上既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吃苦耐劳”品质,更具崇商敬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海洋精神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在走出温州、异地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开创了通过组建异地商会来代表温州商人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公开介入当地社会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异地商会“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3]。这一模式显然充满着浓郁的海洋精神气息,既为自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治理的转型。
(二)义乌以“市场党建”助力政府与商户间的合作治理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世界城”,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各国商户,这使义乌的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义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政府与经商户间建构“合作治理”的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通过“市场党建”工作,构建“以市场党组织为核心,涵盖工、团、妇以及商会、行业协会、会展等市场配套组织的完善的覆盖体系”,[4]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义乌市场党建模式,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
(三)浙江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温州、义乌两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之外,浙江其他地市同样屡有创新,使浙江的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并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比如,上虞市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首建“政府服务超市”,宁波市海曙区创立了面向市民的全天候全方位全程式“81890”的公共服务平台,苍南县探索建立“五站式”民情服务工作新模式,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在2004年6月创造性地成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湖州市建立了“三好六有”城乡社区警务模式,舟山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杭州市建立了以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为特色的民主民生互动平台,衢州市全面推行“建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的“三民工程”……所有这一切社会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与创新,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利用民间力量处理社会矛盾的“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新实践,其背后都是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
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在社会治理方面浙江已形成成熟的“浙江模式”,但浙江所呈现出来的市场体系发育、政府治理创新、社会组织成长的良性互动格局,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勾画的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高度契合的。[5]未来,面向海洋世纪,面对全球化时代,浙江精神中的海洋特质将更加鲜明、海洋因子将更加活跃。我们坚信,构建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断予以创新发展,海洋精神必将起到独一无二的先导作用。
【注释】
[1]赵君尧:《郑和下西洋与十五世纪前后中西海洋文化价值取向比较》,《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王辛梓:《善治理论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回归》,《群文天地》2012年第3期。
[3]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4]《“红色引擎”助力市场持续繁荣发展》,《义乌商报》2014-10-25。
[5]《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两美”浙江》,《浙江日报》20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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