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探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科学革命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由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劳动价值论成为资产阶级，特别是产业资本家阶级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理论武器。“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26]适应这一需要，一大批杰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大卫·李嘉图那里，劳动决定价值的命题已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劳动价值论已被发展到资产阶级限界内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及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严重的失误。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他在理论上的失误，一方面成为劳动价值论反对者攻击劳动价值论的有力“论据”，另一方面也成为李嘉图学派辩护者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时过境迁，19世纪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都已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李嘉图学派不再可能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只可能曲解、庸俗劳动价值论。

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涉及劳动价值论这一当时经济学理论的“热点”问题。但是，马克思最初对劳动价值论基本持否定态度。他曾认为，“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来描述时，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27]实际上，马克思这时注意的还只是资本主义竞争前提下价格的波动问题，还没有从价格这一现象形态中分析出价值这一本质规定性。之后不久，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在继续认为价值决定“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同时，开始感觉到，“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价值决定问题“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8]马克思已初步理解了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式和它在生产过程中本质内容之间的区别，从而在方法论上初步搞清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内在联系。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原理有了透彻的理解。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29]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劳动就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李嘉图也犯有“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30]马克思确信，价值、货币这一类经济范畴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并且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青年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使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几年中，就实现了劳动价值论革命中逻辑思路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批判劳动价值论转向肯定劳动价值论。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当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被当时的经济学界宣布为“过时”和“失灵”时，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蕴含在这一理论内部的科学价值。以劳动价值论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这一“古典”方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生命。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价值和货币理论作了深入钻研。马克思不仅阅读了几乎所有的有关价值货币理论的重要文献，而且还密切注意着当时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的论战。货币理论，特别是当时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成为马克思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正是在对货币理论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才可能进一步完成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从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出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在这长达10年的科学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研究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历来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说成是“价值”的两重属性，忽视了“价值”所具有的物质性，否定了“价值”所特有的社会性。马克思在价值理论研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剔除了价值理论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在“价值”概念研究中，“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31]因此，马克思在价值理论研究中，首先从价格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从交换价值的外在形态中揭示出价值的内容；并在阐明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基础上，明确了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商品这一物质存在和社会产物的两个因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循着这一思想轨迹，以商品为研究的出发点，再逐次展开对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等等问题的分析。直到马克思晚年，他在说明自己的价值理论的特色时还认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32]

一旦商品这一用做交换的劳动产品成为研究的出发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就成了马克思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由此而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商品二因素的分析中指出：“商品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33]马克思这时已阐明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质，一种是抽象的、质上相同只是在量上不同的劳动；另一种是自然的、在质上不相同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用较浓厚的哲学语言，阐明了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内容。接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34]最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十分珍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见，他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35]而且，还是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好的地方”。^[36]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提出，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劳动创造价值”已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且，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这样两重性。这样，长期以来困扰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论障碍已被排除，劳动二重性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中的另一新的突破，就是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理论。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要从异化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基本思想。他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中曾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37]5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实质作了深入的阐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和理论根源：“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做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38]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拜物教取得了它的最高形式——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考察了货币拜物教之后，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进一步指出了资本拜物教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39]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彻底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中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致命弱点，揭示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转化序列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物化的外在化关系的实质，表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40]

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价值形式理论是由马克思首先发现并作了全面阐述的。这一理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马克思本人在谈到价值形式理论时曾认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41]因此，只有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自然形式，而是历史的社会形式时，才可能对价值形式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才可能在对价值形式发展序列的研究中，揭示出货币的全部奥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说明货币本质时，首次提到价值形式理论。马克思指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42]这里已说明，金作为货币实际上是在自身的一定量的物质形式上表现了商品世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接着，马克思从分析“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出发，探讨了货币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个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43]马克思的这一初步的、但却蕴含了深邃思想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那里，马克思第一次按价值形式发展的序列，简要地探讨了商品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价值表现是怎样从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但是，马克思还没能创立与这一崭新理论相适应的一系列专门的科学术语。最后，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才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在创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科学术语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全部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对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发展序列的分析中，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价值形式发展的事实，进一步使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得到了证实，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内在结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价值形式理论也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运用的辉煌成果。马克思对价值形式所作的抽象的，有时甚至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为依据的。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两极的矛盾运动，正是对价值形式自身在历史上辩证运动的逻辑再现。价值形式理论确实证明，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