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通到韩愈的教育思想转换

第二节　从王通到韩愈的教育思想转换

王通、韩愈在隋唐时期的思想建设上都作出了承上启下的开创性努力，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转捩性价值。王通是唐初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出色的设计者，而韩愈则对中唐以后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变革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两位是隋唐思想道德教育中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家。

一、隋唐之际王通的“三教可一”的思想教育指向

王通（580—617），生活于隋唐之际，是一个心怀王佐之道，富有政治抱负与济苍生之志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曾表示，“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文中子·魏相》）。可是他并未为隋文帝所重用，因此他只能通过办学育才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扩散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思想很有深度，且很有创造力，直接推动了从魏晋南北朝向隋唐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转换，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人物。他自身富有思想教育成果，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门人弟子相趋成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唐朝开国功臣中不少是他的弟子，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都曾称师北面接受王通教育，他们都是在唐建国事业中卓有功勋的人，因此说他是唐朝思想道德教育路线的设计者，影响了一个时代，并非过誉。他在历史上享有很高评价，唐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中说：“周道竭而孔子兴，隋风丧而夫子出”。这“夫子”指的是王通。宋石介《徂徕先生集·上赵先生书》对他评价更高，“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扬子，扬子至文中子”。认为王通在思想理论上影响了一个时代，是很有贡献的。

王通为唐朝设计的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基本思路是，以儒为宗，儒道释共融共存。他主张思想道德教育应以仁义为本，“仁义，其教之本乎！”（《中说·礼乐篇》）他认为，经过南北朝已经道不胜时，决心以继承儒学传统为己任，他信誓旦旦，“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文中子·天地》）。他看重理论本身的价值，更看重实践转化的价值，他认为唐朝应宗于三王之学，更应借鉴两汉之治，他说：“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三王之举也。”（《文中子·天地》）王通这不应舍弃三王传统，也不应舍弃两汉经验之论，是很有识见的，也是切合时宜的。

王通之所以坚持以儒学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思想，一是因为他意识到汉之经学言人人殊，二是因为他意识到儒、道、释之间的牴牾与对立，因此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必须强化。但他思想视野开放，主张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儒、道、佛三教共存互融，公开提出“三教可一”，其思想道德教育思路开阔。《文中子·问易》中有段话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由此可见，王通不赞成三教并立，认为政出多门从来是政界所忌，但他认为，道、佛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不是轻易就能废弃的。所谓“真君建德之事”，“真君”是北魏太武帝年号，“建德”是北周武帝年号，这两位帝王都曾下令组织毁佛运动，僧尼还俗达三百万之众，但效果并不好，人的信仰问题不是用行政命令所能轻易解决的。在王通看来，灭佛运动所起的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反作用，佛教思想的传播难以一禁了之。

王通认为，主导思想选择与治国成败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思想不等于政治。王通说：“《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文中子·周公》）。秦之灭，晋之乱，梁之亡，都不能以儒玄释为直接原因。即使思想理论选择是正确的，也有个如何运用问题。“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王通一方面肯定佛堪称“圣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适应性问题。

王通对道的看法也是比较辩证的。《文中子·礼乐》中说：“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但对思想矛盾，他又有意于采取道家的无为态度，不提倡太多的争辩。《文中子·问易》记述了王通与贾瓊的一段对话，他回答贾瓊“何以止谤”的问题时说，“无辩”，回答贾瓊“何以止怨”问题时说，“无争”。这分明是道家的思想道德教育理念。《文中子·天地》篇又载，王通曾与魏征、杜淹、董常三位弟子走在一起，王通要求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魏征说自己“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杜淹则表示“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董常则陈情，“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很显然，魏征所表述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杜淹所欣赏的是法家的政治理想，而董常所追求的是道家的政治理想。王通认为董常的思想境界最高，“上无为下自足”的“圣王之治”才是最理想的政治。

王通主张对各种思想理论应该善于“通其变”，即善于融合，他说：“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文中子·周公》）一个善于施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人，应该“通其变”，而不宜“执其方”。

此后柳宗元（773—819）一是出于其对汉以来的章句儒学的不满，二是出于其认为儒学较之佛道存在思辨性不足的缺陷，三是出于其政治革新、思想维新的政治追求，因而表现出对佛道价值的探索兴趣与对佛道思想的宽容态度。他曾真诚表白，“吾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亟叔父台序》）。他认为儒、道、佛在关于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佛教“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慧能也是“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曹溪第六组赐谥大鉴禅师碑》），佛教与儒学都是以善教人，具有共同的教育目标。

与柳宗元思想很接近的有刘禹锡（772—842），两人无论在政治改革上、思想教育上、生活感情上，都很一致。刘禹锡相当重视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崇教本以厚民风”。他认为儒佛都是圣道，相比较而言，佛比儒更关注民生，他说，“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刘梦得文集·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诗碑》）。儒家思想只是以中道约束人心、制控思想，很少关注人的生命价值，而佛教以其慈悲心关注苦难人生，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刘禹锡以此认定，关注民生应该是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题，才能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佛弥补了儒的缺陷。刘还主张通过法制教育提升人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以之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他说，“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柳河东集·天论中》）。人有法制意识，则是非明，即使在日常生活之中，也能自己主宰自己；如果人缺少法制意识，则是非颠倒，即使身在邦国，也只能听天由命。

三教圆融主张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原因。经过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文化复杂化，儒学思想受汉朝的神学化、谶纬学化影响后，尚未复兴，单凭儒学思想已无法解决社会生活中复杂的思想矛盾，援道、佛入儒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选择；虽然道家思想对生命与个性的关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佛教思想的思辨性也是其优势所在，但道、佛与儒在长期相互牴牾中也意识到需要融入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中去，才能赢得生存基础。

三教圆融主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三教圆融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对各种思想要宽容，要开放，思想不等于政治，思想有质与用的关系问题，三教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虽说崇儒、重道、敬佛，三教可一，但事实上并不是平等的，不是平分秋色，只是说各有其不同价值，“儒学守常，道家达变，佛家治心”，无法相互取代，公认的是以儒为统，儒一道二佛三的排列，虽然历史上曾时有波动，但从主流思想意识看，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序列格局。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儒、道、释都有不可忽视的治国安民的政治功能与思想价值，都有其修身意义与治国作用，所以总的说，唐朝允许儒、道、释三教在学校里自由讲学，在社会上允许儒、道、释三种信仰自由选择。

二、中唐韩愈的复兴“先王之教”道统的教育呼唤

韩愈（768—824）力主思想道德教育变革，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经过安史之乱，盛唐气象不再，社会危机加深，唐王朝走向衰退。当时的情况是佛势日炽，政治与思想的权威失坠，他忧心忡忡，“今天下佛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官，壮丽用度，尚或过之，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资治通鉴·唐纪》），自武则天开始，以至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韩愈面对思想文化领域“佛道大行，儒道式微”的严峻现实，从对唐朝前期的思想建设得失分析入手，对思想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唐之衰退应归咎于社会思想之混乱。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原道》）一是社会思想混乱，二是个人道德浇薄，三是社会风尚低迷，韩愈痛感先王道消、儒道不举的严重局面，以其“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的心态，挺身而出，以传道、卫道自任，把儒佛思想冲突的尖锐性严肃地揭示出来，欲力挽狂澜，重扬先王之道，重振先王之教，借以端正思想建设方针与道德教育思路，坚持儒学思想治国修身价值，欲以此抗衡佛、道对传承先王之道的干扰，制止佛、道思想的社会蔓延，强化儒学思想在社会思想建设中的正统地位，坚持以道德人格教育为本位的教育指向。

韩愈提出恢复先王之教的思想教育纲领，具有丰富的内涵：

他主张以先王之教为范。他认为只有恢复“先王之教”，才能改善思想混乱的局面。“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原道》）。这是韩愈提出的以“先王之教”为宗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总纲领，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是仁义道德教育，基本教材是《诗》、《书》、《易》、《春秋》，基本法据是礼、乐、刑、政，基本对象是士、农、工、贾，基本目标是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秩序，基本问题是解决好服、居、食等民众基本生活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它贯彻到理论、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无论于己、于人、于国、于天下，都不可少。

他主张以“道统”为纲。韩愈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道统”说，并以之为思想道德教育史的主脉。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决心做先王之道、先王之教的嫡系传人，他信誓旦旦，不顾“其身之危”，重握“道统”之纲，重扬“道统”之传，他认为当时的“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的思想状态与孟子时代的“不入于杨则入于墨”的情势是一样严重的，他表示，“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自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简尚书书》）。一身誓传先王之道，不惜以身殉道的气派。

他主张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功能。他主张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去认识和施行，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韩愈认为所有负有思想道德教育责任的人都必须自觉承担“传道”的社会责任。韩愈不仅从政治层面而且从理论角度提出儒与非儒的思想道德观的分歧，他指出儒家与老子、佛教的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分歧在于，“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原道》）。“公言”，着意于社会；“私言”，着意于个体。他认为，佛教的所谓仁义道德只是杨朱、墨子、老子的层面上，“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原道》）。他指出：“释老之害，过于杨墨”（《与孟尚书书》）。他认为要恢复思想道德教育对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负责的优良传统。

他坚持思想道德教育的战斗性。韩愈主张思想道德教育要有批判性，有战斗力。韩愈勇于宣扬、敢于护卫先王之道，因为那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先进思想。他清晰地意识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他究天人，通古今，察治乱，辨华夷，斥佛老，不仅在理论上对佛老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而且公开向佛教宣战，谏迎佛骨，主张“人其人”，僧道还俗；“火其书”，禁惑人之书；“庐其居”，改寺观为民房。只有这样，“其亦庶乎其可也”（《原道》）。他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学者必慎于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以望至于海也。”明确指出要拒绝非儒思想的干扰，以避免迷失思想教育的方向，避免人生陷入迷途。韩愈立意于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混乱局面加以澄清，重振儒学思想为主导的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

他主张思想先进性与教育权威性结合。韩愈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家，深刻地分析了思想先进性与教育权威性的关系。思想的权威性是由教育的权威性支撑的，而教育的权威性是以思想先进性、科学性为基础的。他提出师道尊严论申明了教育者的传道的责任与传道的尊严，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性，增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强制性色彩，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灌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不论什么人，不论其年高年轻只要有道在身，即只要拥有先进思想，就有教育人的资格，就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他提出性、情分开论。韩愈在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上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杨子的性善恶混论，都是“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韩把人分为上性、中性、下性三类，认为“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虽然人有上性、中性、下性之别，但不是不可改变的，“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犹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人都是需要教育的，也是可以教育的，只不过是对一些人只需要引导性教育，而对另一些人则需要强制性教育。他认为，人有性有情，认识人应性、情分开，“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人之性是指仁、礼、信、义、智，人之情是指喜、怒、哀、惧、恶、欲。思想道德教育要张扬人之性，制约人之情（《原性》）。

韩愈的思想道德教育变革决心很有点刚烈，影响深远，这可从后人评价中看出。《新唐书·韩愈传》说：“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苏轼说他“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正是韩愈的道统说的提出开启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境界，开创了宋以后以理学为宗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