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768—824年，见图8-1)，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修武)人，因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韩愈出生于官僚家庭，充满着儒家正统思想，他的祖父、父亲、叔父及长兄韩会都曾做过官。韩愈19岁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失败，直到25岁中进士。从26岁起，又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考试，但均未获选。后来他被汴州刺史董晋选为幕僚，进入官僚阶层，参与政治生活。此后曾任监察御史，官至吏部侍郎，故人称韩吏部。在仕宦生活中，韩愈多次出任教官，即使是担任地方行政官吏，亦甚重视教育。他为唐代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

图8-1　韩愈

在教育实践方面，韩愈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能打动学生的心弦。在此基础上，他在教育教学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丰富了我国传统教育理论。

一、“性三品”与教育的作用

在“攘斥佛老”斗争中，韩愈为倡“仁义道德”和“先王之教”，提出了“性三品”说。其基本观点如下文所述。

(一)人性是天生的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他继承董仲舒的观点，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人性中包含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因素，“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这和孟子的观点很接近。

(二)情是后天生成

“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人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还有一种潜在的情感质素，这种潜在的情感质素接触到外界事物，受刺激而产生现实的情感表现，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情的品级也分三品，且与性的品级相对应。上品的人“动而处其中”，情感表现自然适度;中品的人“求合于中”，情感表现虽然有时候过分，但力求自然适度;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情感表现没有控制。“性”对“情”起着一种调节作用。

(三)关于教育的作用

韩愈认为由于人性的差别，教育对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不同。“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所以韩愈认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具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

韩愈的人性论有一定的历史影响。他的学生李翱后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性”、“情”二元的“复性说”，宋明理学家也常常把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

二、“学以明道”的教育目的

面对佛、道昌炽和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韩愈欲纠偏补失，打出了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标榜“愈之志在古道”，故将教育目的诠释为“学所以为道”。从封建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出发，韩愈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明先王之教育”，“学所以为道”。他的“道”是指儒家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1]韩愈认为只有成为儒家仁义道德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德治人才，才能对付佛教和道教的挑战，成为儒学道统的维护者。

对于个人，韩愈则提倡走“学而优则仕”———读书、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在《进学解》中告诫国子学生说:“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口口声声以读书做官来引导学生。在家庭教育中，韩愈也灌输读书做官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教育儿子:自己在三十年前是一介穷书生，除了一束书之外，空无所有，经过不懈努力奋斗，现在功成名就;居住的是堂皇的府第，交往的是在朝的卿大夫;如果当初不立志和勤学，和一般人就没有差别。他在《符读书城南》这首诗中，用对比的手法，对读书不读书两种不同的前途进行比较，用以鼓励儿子读书成才。

三、着重于“勤”的学习论

在学习论上，韩愈的观点突出一个“勤”字，他的著名格言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2]认为学生学业的进步在于勤奋，荒废在于嬉闹;品格的完善在于深刻的思考，道德的败坏在于放荡随便。勤奋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韩愈借学生之口表达了他自己一生对学业的追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提倡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简而言之，就是要长年累月、夜以继日的学习。韩愈一生依靠自己的勤奋刻苦，获得功名成就，成为著名文学家，所以他有切身体会。

韩愈也强调在勤奋的基础上讲究一定的学习方法，在博学的前提下也要抓住重点。他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学习和思考结合，如读书时要“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3]

四、尊师重道的师道观

针对儒学不振，求师请益则“群聚而笑之”，或以为教师仅“习其句读”等“耻学于师”的怪现象，韩愈不无感慨地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乃作《师说》一文，以提倡尊师重道，捍卫儒学，恢复和维护儒家的道统地位。《师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论述师道的专论，表面上看是写给他的弟子李蟠的赠文，但不是一般的应酬随意之作，是有针对性的，且有感而发的。《师说》在理论上亦具有新意。

(一)《师说》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了“学者必有师”

韩愈这一思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它的意义:第一，肯定了教师工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第二，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耻学于师”、羞于承认老师的恶劣风气进行了批判。

(二)《师说》提出“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基本任务

自古以来，关于教师工作任务的论说不少。如荀况说:“师者，所以正礼也。”^[4]汉代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5]这些观点都只是对教师任务某些侧面的说明，没有作比较全面的概括。韩愈提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即思想和伦理道德教育;授业，即传授知识;解惑，即解答学生在上述方面存在的疑惑。在历史上首次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教师工作的基本职责。由于文字表述精炼，后世传为教书人所共知的名言，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师说》重新强调了“学无常师”的思想

“学无常师”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如《尚书·咸有一德》:“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孔子说，“就有道而正焉”，“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是主张学无常师。韩愈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可以为师，“道”才是做师的唯一标准。“学无常师”的思想表述得更为彻底:“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四)《师说》提出了师生之间可以“相师”的主张，确立了比较合理的师生关系

韩愈指出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把师生的关系，不再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可以转化的。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师道尊严”传统的一个突破。在专业日益细化、知识量迅猛增加的今天，韩愈关于师生关系的观点更具有现实意义。

韩愈自己堪称教师的楷模。他与弟子间情深意笃。他的教学水平很高:“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哨歌，使皆醉义忘归。”(《韩文公墓志》)他诲人不倦，深得学生的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以自称为韩门弟子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