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实现了对英国传统史学的超越。

英国历史学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提出了具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研究者受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的影响，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英国历史。这方面的代表是汤普森。他的观点是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观点的有力反驳。首先，汤普森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概念而非从具体的历史出发来理解阶级。而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在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因此，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阶级。其次，汤普森批判了费边社、经济史学家和“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持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的人认为工人阶级的受压迫状况是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可以避免的偶然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汤普森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提出，工人阶级受压迫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这种制度存在，阶级矛盾就会尖锐化^〔1〕。经济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得到改善，因此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期，而不是具有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压迫的时期。汤普森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忽视了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2〕。“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是指精英主义历史观，它只注意历史上的成功者，而忽视了工人阶级。汤普森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顾历史的本来面目^〔3〕。

在对传统历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一方面提倡总体的历史研究，使得人们开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关系总体中来思考社会发展过程。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更加注意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历史，加强史学著作的深刻性。另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有深厚的平民传统意识，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注重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由此他们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这奠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开始注意突出社会史研究中人的地位。

第二，实现了对精英文化主义的批判。

英国有着悠久的文化研究传统，但一直以来都是以精英文化主义为主导。在精英文化主义者看来，文化属于具有出身优先权的少数人，而不属于普通大众。因此他们提倡高级文化、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反对大众文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威廉斯对以艾略特和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威廉斯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对精英文化观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利维斯对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因素未予以充分关注，把文化归属于少数“精英”分子的创造而否定文化的民主性是不正确的。他还指出精英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保守主义和怀旧情绪的体现。在批判利维斯文化观的基础上，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提出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他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威廉斯等文化研究者重视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文化的研究，挑战了以往的精英主义文化观。除此以外，他们还挑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文化观，尽管这两种精英文化观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三，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国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超越。

三四十年代，由于共产党声望的提高，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激进共产主义积极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因而在英国获得发展。虽然最初他们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的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本有的民族理论结合起来，注重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拒绝。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重要的能动作用，反对经济决定论。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形成，它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主体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的不同，造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几次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而对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认识的不同，反映的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对主体的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主义范式，代表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的研究范式，是具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研究范式，具有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特征。而对结构的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主义范式，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转型之后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这种范式代表的是欧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具有欧陆传统的理性主义特征。由此可见，对于主体与结构的重视程度的不同，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反映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而最终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借助葛兰西霸权理论走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极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超越。因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很好的理论资源和方法上的指导。

第四，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是对大众文化与政治关系新的阐释与发展，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这是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包含政治维度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提倡理论研究应该是对现实的关照，而不是学院化的。当代许多国家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趋于学院化。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性别、种族等成为文化研究的主题。但是在文化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的同时，文化研究“迅速专业化和体制化”^〔4〕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这些国家，文化研究越来越学院化，并且甚至越来越安全和舒服。文化研究因此变成了一种教学活动，而不是批判或政治事业^〔5〕。由于保守主义的压力，现在的文化研究越来越注重文本和美学功能，而政治意识越来越少，活动能力也越来越低^〔6〕。80年代以来，不少高校设立了文化研究系和文化研究专业，文化研究变得体制化和学术化，并开始逐渐与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脱离，原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也蜕变为学有专长的单一性学者。他们不再积极参与公共论坛的讨论，却热衷于为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写论文^〔7〕。正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学院化倾向，造成了伯明翰中心在80年代与社会学系的合并，改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而由于无法给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伯明翰大学于2002年6月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是与社会和政治的相关性，如果没有这种相关性，那么文化研究也就不成其为文化研究了。只有将文化研究与政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既深化理论研究，又为现实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从这方面来说，英国文化研究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第五，研究方法具有典范作用和实际价值。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直接体现在研究者本身的研究和政治经历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本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他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威廉斯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信仰传统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的工人阶级背景使他具有丰富的工人阶级生活经验。他参加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加入过英国共产党，曾在二战期间入伍参军，担任过成人教育教师。威廉斯通过对这些实践经历的反思，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理论。而汤普森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且是积极活动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在理论研究中，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的现实相结合，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传统思想，建立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莫里斯理论的借鉴，一方面是为了论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表达对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政策的不满。1956年的一系列事件和1968年的政治事件，使得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和欧陆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他认为依靠国际思想和国际援助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感到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从而整理历史材料，发掘英国传统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并反对抽象理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还体现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三四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尽管他们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由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史学实证传统的影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本有的民族理论结合起来，注重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反对抽象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六七十年代，汤普森和安德森都从英国实际出发分析社会问题，阐述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虽然由于立场不同，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他们的思想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尽管不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但他们灵活运用了这种方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对于我们当前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英国文化研究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影响，有些国家生搬硬套英国文化研究模式。但“理论也必须有某种历史定位与特殊的环境背景，理论就是在其中为它的特别目标而起作用的”^〔8〕。也就是说，理论是具有特殊性的，不能将英国文化理论生搬硬套到其他国家，要按照各国具体国情来选择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文化研究源于西方，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进口到其他国家时，必须与本国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本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应该加以注意的。从这方面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2．跨学科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坚持对总体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是提倡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关系总体中来思考社会发展过程。新左派的主要成员是来自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是跨学科地批判性地研究当代文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学的路径。霍加特运用社会学、文学批判主义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来分析工人阶级文化，实际上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威廉斯试图从多维度理解文化，尝试理解文化与其他社会实践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此过程中，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积极借鉴了不同学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各个领域，这实际上是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说，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对自身的定义，取决于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9〕。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就是拒绝学科规范。“在文化研究中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排除在外。”^〔10〕

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英国文化研究中，民族志是经常被采用的研究方法。霍加特根据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来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写成了具有自传色彩的著作《有文化的用途》。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著作，运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以霍加特为先导之下，伯明翰中心大量运用了民族志方法进行文化研究。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者最初运用参与观察的民族志方法研究偏常文化。后来，威利斯在1972年论文的修订版《世俗文化》（1978）中，运用民族志分析方法对工人阶级飞车男孩和嬉皮士这两种亚文化进行了分析。伯明翰中心的代表性著作《学会劳动》是对个人传记和团体的文化反应的民族志解释。《通过仪式进行反抗》试图通过历史角度，掌握亚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维度，其“民族志部分”主要由关于风格的批判性阅读材料组成。大卫·莫利用民族志方法分析了观众对英国新闻节目《全国范围内》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多萝西·霍布森用民族志方法分析家庭主妇与媒体关系等等。

跨学科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虽然不一定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但英国研究者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为后来的学者起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工作者开始对社会下层群体进行田野调查，即进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这种调查可以获得单纯的文献研究无法获得的史料，可以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去体验历史，更有利于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学理论。而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一些大学开设文化研究课并不局限于一个院系或专业，而文化研究也提倡与多学科的合作。

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与中国当前的政治政策有一定的接合之处，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政治建设提供参考。

1．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11〕。“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12〕“我们要着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13〕

这几段话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要坚持唯物史观。第二，坚持历史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出发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根本目的。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必须深入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而人民的权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的，还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换句话说，以人为本从根本上体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

这几层意思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都有所体现。坚持唯物史观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处理主体能动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而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它提倡对日常生活和普通文化的关注。“文化研究确实对传统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激进的挑战。它促进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认识到‘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了解日常生活的建构状态，其最终目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14〕日常生活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层面。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文化及其实践是英国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主题。总体上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研究文化问题，致力于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研究。并且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是普通的，还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普通人的利益。英国具有深厚的平民传统，研究者致力于对主体能动性的肯定与发掘，他们相信人类是历史的主人。汤普森明确指出：“人类活动不能脱离隐秘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也不能逃脱那些决定性的限制”，但它却能打开通向目标的大门，使自己获得自由。也就是说，汤普森并不否定客观规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但反对忽视人在客观规律的制约下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汤普森通过球赛的比喻，说明历史上的男男女女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主人^〔15〕。总的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前的政治政策有一定的接合之处，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政治建设提供一些方法和理论上的指导。

2．大众传媒与文化建设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霍尔深刻解读了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理解和利用大众传媒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当今中国社会，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大众传媒之一。网络为公众表达民意及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成为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2006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来到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央领导对互联网的重视。

中央领导肯定了互联网的积极作用，但也认识到网络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商业网站为提高点击率，或炒作名人明星绯闻，或不负责任地披露所谓内幕消息，或发布虚假新闻、虚假广告和色情有害信息等。为此，中央一再强调对网络进行依法管理。胡锦涛在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以及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胡锦涛指出，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虽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情境下对大众传媒作出研究的，但其有些观点却可以反映一些普遍问题。霍尔的媒体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两点有益信息：第一，受众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验来解释媒体提供的信息。也就是说，受众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来甄别媒体信息。第二，媒体可以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不同的文化和观点可以通过媒体得到交流。也就是说，媒体原本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但它现在不仅可以成为大众文化输出的平台，还可以成为各类文化输出的平台。这两点为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的互联网这一媒体以及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帮助。互联网上各种信息层出不穷，一些错误和有害信息对于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受众应该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验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媒体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可以为我所用。中国领导对网络媒体的重视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有效举措。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仍然蓬勃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从理论到实践都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的指导思想。”^〔16〕

威廉斯对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同样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想，但也可以为我们理解文化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当前，在中国，某些封建文化作为一种残余文化仍然存在，兴起于国外的大众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对残余的封建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同时，当代的大众文化蕴含着民主、平等、多元和开放等性质，这些对于大众的思想会造成一定影响，对于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增强大众的主体意识有很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实际上正在改变着中国大众的思维模式，有助于增强大众的主体意识，并且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又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因此，大众文化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平等化及民主化，而大众传媒则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又有可能造成大众主体的批判意识的减弱，大众传媒也有可能推波助澜。因此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双刃剑，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如何对大众文化善加引导，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建设，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领导人提出重视互联网建设，对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具体措施，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