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繁荣

60年代末，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文化研究和历史学领域都出现了繁荣局面。造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研究条件的改善。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初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者要么担任成人教师，要么在大学里工作，传播他们思想的杂志只有《过去与现在》和《新左派评论》，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获得显著发展。但从60年代末开始，高等教育的拓展，学生运动和反正统文化的发展，还有英国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出现，都大大促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繁荣。文化研究团体增加，许多研究著作被出版，大学里面的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机构增加，这些都成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征兆。

第二，理论资源的增加。60年代末，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进入了社会理论领域。但当时支配社会学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是以50年代的美国社会为基础。这种范式主张将文化看成某种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个性被整合进社会体系之中。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者们反对这种范式，并研究本雅明、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试图发现与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不同等某些其他的社会学范式。他们希望通过借鉴其他资源来建构本国特色的社会理论。

第三，伯明翰中心主任霍尔的推动。霍尔在学生时代就将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1969年他接任伯明翰中心代理主任之后，伯明翰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霍尔致力于寻找代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形式，最终他注意到了欧陆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对基础的反思或机械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虽然认识到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还原性，但仅仅根据“经验”来将文化概念化。而与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形式不同，霍尔提出，欧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独特的结构并是社会基本冲突的原因之一，并且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逻辑^〔28〕。

第四，政治形势的影响。1968年对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关键的一年。1968年出现了世界性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虽然英国学生运动的规模远不能与法国的相比，但它也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评论》之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逐渐被边缘化并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夏天，汤普森和威廉斯等一批新左派人士聚集在一起，检讨以往的理论与实践得失，从而试图找到一条有效参与政治的新理论途径。1968年的《五一宣言》是他们的具体成果，但是“1968年，该书的理性分析和政治洞见很快就被巴黎的五月革命、工厂斗争的复兴、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所压制了”^〔29〕。青年一代对于第一代新左派的努力根本不屑一顾，他们的行为更是标志着传统工人阶级的转变，也标志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