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

尽管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它还是存在一些理论局限。

第一，片面发展了唯物史观。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试图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解决理论和社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也从不同角度实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研究者往往是继承或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某一个层面，而忽视其他层面。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争论实现的，这从根本上是关于主体与结构这二者谁居于优先地位的争论。这种争论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起就存在^〔17〕，而在汤普森与安德森的争论中达到顶峰^〔18〕。汤普森和安德森分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具有明显区别。汤普森受到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更重视具体经验和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而安德森受到新引进的欧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影响，更重视结构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于主体与结构之间关系认识的不同导致了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长达20年的争论。汤普森虽然坚持认为客观经济条件和主体能动性同时对工人阶级产生作用，但他更加强调文化和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反对将阶级视为一个可以分析的整体结构。而安德森则坚持将阶级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应该说，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观点总体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内涵的。但在汤普森那里，“主体能动性”和“经验”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学范畴。汤普森承认工人阶级的能动作用，但他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并不全面。二战以后，工人阶级明显向统治阶级妥协，激进意识也消退了，还具有种族歧视倾向，并且受到总体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要了解工人阶级的这些变化，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概念。这是汤普森所忽视的。但安德森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发展和能动作用，而执著于结构主义，这同样是有问题的。

汤普森和安德森都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结论。实际上，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代表了唯物史观的两个层面。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人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之中的，必然会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汤普森和安德森都坚持了唯物史观，但都不全面。只有全面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对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准确的评判。

第二，轻视文化分析中经济因素的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着紧密联系，但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逐渐泛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也并不稳定。一般来说，文化分析不能仅仅从阶级和政治角度出发，而应该从经济角度出发。在全球化条件下，它还必须从全球经济视角出发。换句话说，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当代文化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用“接合”概念来分析，这是霍尔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重要发挥，霍尔说过不会放弃葛兰西“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内核”，承认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联合的必要性。比如在分析70年代的文化问题时，霍尔等文化研究者认为反正统文化是生产方式内部变革的结果^〔20〕。不过，霍尔并没有一直坚持经济分析的观点，比如他在对撒切尔主义进行分析时，并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早在20世纪70年代，格雷厄姆·默多克和彼得·戈尔丁对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对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批评。一方面，他们批判了伯明翰中心忽视经济因素的行为。他们认为，对于文化产品的分析不能单从对阶级基础的控制出发，还要从控制权力行使的总体经济的脉络之下分析。反对化约的经济决定论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忽视经济脉络的分析以及在此脉络下决定论所起的作用。只有将文化生产与物质利益相连接，才能对文化生产过程中创造与分配的范围与内涵做出充分说明。如果只集中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将会忽略掉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力量。人们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国家内部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专注于媒介与国家的关系，而更应该把它们放在一国与跨国的经济结构之内加以分析^〔21〕。另一方面，他们以社会学为基础，对青少年流行文化展开社会学调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传媒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批判。他们以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为基础，反对文化研究者将经济决定推到幕后的倾向，认为文化实践是相对独立的，而媒体必须从创造它们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角度来被审视。默多克和戈尔丁认为文化生产者并不完全由资本主义媒体结构决定，文化生产者的专业实践不需要以任何严格的方式与所有权的观点和政策保持一致。但他们认为，这些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与商业相联系并由利润驱动的，这实际上表达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联合的必要性。“一个好的文化研究必须包含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则必须包括文化研究。个人生活与社会的想象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对个人生活的体验和想象的研究同历史的观念结合在一起。”^〔22〕也就是说，默多克不仅强调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联合，而且强调将这种结合运用到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分析中。

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来讲是不能被切断的。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费格森和亚当·斯密的著作。由于经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影响，他们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的基础，而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特征。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且，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通常与他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的经济收入来源或利益的性质相联系。这种观点也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但一些文化研究者认为，当代出现的种族、性别等问题也许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挑战。他们看到，建立在种族和性别基础上的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存在，并且在资本主义内部繁荣发展，而在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之后仍然存在，因此他们不认为性别、种族由经济决定。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性别和种族斗争是由文化实践构成的，而文化实践是以经济统治为基础的。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只有首先研究文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才能理解文化实践，理解性别和种族问题^〔23〕。

现在的文化研究有着流行的多元化和反学科立场，“没有任何集中的对对象的界定……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话题或论题，最终要比选择方法或程序更为重要”^〔24〕。由于文化研究的反学科化和多元化特点，回避决定关系，而对于决定关系的回避导致了文本主义的倾向，使得文化研究的“对象或事件作为‘文本’，与它们产生的场所或各种条件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25〕，这样导致文化研究将文化形式、文化产品和文化事件都看成是孤立的，而与生产方式之间没有重要联系。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提出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必要性，从而为文化研究提供政治经济学基础。而这或许是解决英国文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的最好方式。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423页。

〔2〕　参见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页。

〔3〕　参见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

〔4〕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85.

〔5〕　Graeme Turner, 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Film,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6, p. 322.

〔6〕　参见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

〔7〕　参见赵斌：《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与默多克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对话》，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5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8〕　格雷姆·特纳：《“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9〕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401页。

〔10〕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11〕　参见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15日，引自丰子义主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2〕　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引自《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3〕　胡锦涛：《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2008年9月19日，引自丰子义主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4页。

〔14〕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234.

〔15〕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52—161.

〔16〕　陆贵山：《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论建设》，《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2）。

〔17〕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部分。

〔18〕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部分。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0〕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 255-258.

〔21〕　参见李政亮：《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对话》，http://www.cul-studies.com/old/cs/wencui.asp.

〔22〕　默多克于2004年10月参加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消费文化及其矛盾》的演讲中的内容。转引自王尔勃：《从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锋中推进的英国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3〕　参见尼古拉斯·加恩海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10页。

〔24〕　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5〕　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