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的生活方式”还是“整体的斗争方式”

前文提到，人道主义与文化主义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坚持主体能动性，反对经济决定论。但二者的代表人物汤普森和威廉斯却存在很大分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关于文化的定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将二者分别称为人道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的原因。虽然汤普森在1961年发表的长篇评论《漫长的革命》中肯定了威廉斯的文化观，认为它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克服了对文化的教条主义理解^〔40〕，但由于汤普森和威廉斯各自发展的背景不同，采取的立场不同，二者之间存在更多差异。

第一，虽然二者都对战后变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感到忧虑，但汤普森认为，文化转变不能仅从经济变化的事实中推断出来，而生活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将成为资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注定失败。第二，虽然汤普森承认威廉斯对于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有贡献，但他认为威廉斯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时，没有更全面地考虑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背景。第三，汤普森根据对历史的全面分析指出，由于威廉斯对工人阶级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目标持模糊态度，因此他认为文化现象是独立的，没有考虑文化得以存在的阶级和历史背景，并且回避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学概念。而实际上，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工人阶级就已是消费者了，而那时候的教会和国家也同现在的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一样，试图控制工人阶级，但并没有成功。因为工人阶级一直在试图抵抗这种控制，并转而为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而斗争，因此工人阶级是具有革命潜能的。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一起，帮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潜能^〔41〕。

总的来说，汤普森认为威廉斯没有发展出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理论^〔42〕，这包括两方面的批评。首先，虽然威廉斯批判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但他有时候甚至将马克思思想也划归到经济决定论的范畴中。威廉斯没有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区分开来，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是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整体的社会关系观点出发来研究文化问题的^〔43〕。其次，虽然威廉斯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文化观，但他还是或多或少还是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比如其“整体的生活方式”概念实际上受到了艾略特对宗教问题的论述和有关“生活方式”的定义的影响，它不能显示出威廉斯对作为生活方式基础的物质生产的关注，也不足以表达总体的社会过程，不足以表达冲突和过程，因为它忽视了不平等、剥削、权力关系。进而，汤普森指出，“斗争”和“对抗”范畴在威廉斯关于漫长的革命的描述中找不到。威廉斯致力于寻找和创立“共同文化”，但汤普森认为，这种愿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必然导致阶级冲突的强化，真实的利益和权力越来越明显。甚至不止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漫长的革命中，那些致力于共同所有、共同文化和有机共同体的社会力量，最终也必定要面对阶级力量的现实。而用冲突方式来代替生活方式，可以将文化定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联系在一起^〔44〕。“在时代范围内，存在着典型的冲突和矛盾，它们不能被超越：存在着经济学和道德双重逻辑，并且讨论我们给予哪个以优先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关系的相同核心的不同表现……我自己的革命观（我通常确定）‘也是有启示的’：但是威廉斯先生可能太温和。”^〔45〕

基于对威廉斯的批判，汤普森提出“整体的斗争方式”概念，将总体性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合并到了一起。“任何文化理论都必须包括文化与非文化的辩证互动观念……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的‘生活方式’换成‘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漠联想的定义变成一个能提出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把隐含在‘发展’中的‘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46〕

威廉斯在后来的《政治与文学》访谈中，某种程度上对汤普森的批判给予了回应。威廉斯自己也承认，他对于文化概念本身并未加以充分的理性化。但威廉斯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他认为汤普森混淆了“阶级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和“阶级斗争”（论争的积极的和自我意识的形式），并承认自己忽视了阶级冲突，但没有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如果有人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不包括斗争，那将是对我最尖锐的反对和歪曲。”^〔47〕进而威廉斯认为“整体的斗争方式”这一概念扭曲了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根本性质。在他看来，50年代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是阶级冲突依然存在，所以他的分析是针对当时社会状况做出的一种反应。但威廉斯承认，汤普森促使他重新思考19世纪的主流媒体。更重要的是，威廉斯默认了汤普森对他的批判。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试图从“文化与社会”传统中走出来，“研究在整体的生活方式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仅仅抓住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发展的）过程，并以一种漫长的革命这样的新方式去看待这一过程”^〔48〕。在此书中，威廉斯开始注重文化发展的内部复杂关系，强调文化的动态发展，强调“活生生的文化”^〔49〕，并分别描述了民主斗争、工业发展、传播的延伸等英国社会变革对人们的影响。而威廉斯在70年代明确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概念，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汤普森批判的激发。

汤普森与威廉斯之间的对话，实际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文化研究在五六十年代的对话，从理论上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