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首先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既得的生产力。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这是就人们的积极态度而言的，就传统对人的制约方面讲，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如思维能力及思维材料等，“承继下来的条件”、“先辈们的传统”无疑包括了文化遗产。因此，就文化遗产的继承性来说，这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古代的文化遗产和现代人之间本来就不该有矛盾的。现在所谓的矛盾很大部分是认识和实践中的失误造成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之所以是连续不断的，这主要是因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具有历史的继承关系，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推动生产力的持续进步。马克思在《致瓦·安年柯夫》中指出：“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2]其次，马克思认为对于文化遗产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在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得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也持与马克思一致的批判继承观点。“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伐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4]再次，对于自然科学遗产，马克思也一贯主张批判继承。他认为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5]

恩格斯也如同马克思一样十分重视对文化与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并且他认为现代科学理论发源于古代的文化与思想遗产。恩格斯说：“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么，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6]恩格斯还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源于古人的文化思想遗产。“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7]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来自对过去社会文化遗产的继承，不是天上掉下来或者是某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样。”^[8]列宁还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批判继承本国本民族或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发展要在批判继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9]

对于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高度重视的，他们的思想观点对当前研究认识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揭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规律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动中的表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解决好新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的相互关系，则是毛泽东文化遗产思想的一项重大的贡献。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应有自觉的认识，我们只有继承民族文化中的全部“珍贵品”，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还认为，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乃是走“中国化”道路、“民族化”道路的必要条件。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继承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战略地位。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0]一年之后，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了高度评价：“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1800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1300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2]

同样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次会议上，毛泽东揭示了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3]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中包含着“文化遗产的继承性”的命题，包含着毛泽东对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能割断历史，甚至不能逃避传统。毛泽东所说的“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就是一个极其深刻的传承与发展文化遗产的重要命题，它表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极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毛泽东这个命题对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辩证关系的理解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科学认识。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继承人类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则说，没有“历史的中国”便没有“今天的中国”，所以他谦虚地称我们只是古典文化的“小学生”，要永远地向传统学习。

1955年10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嘉庚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祭拜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败，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虚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竟任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14]毛泽东11月1日在此信上批语，“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15]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总结性发言，坚持用辩证否定观来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他指出：“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6]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借鉴和学习文化遗产。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充分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他说：“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17]“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8]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中，很多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提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0]“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1]邓小平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抑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不能丢。我们党建立几十年来很多优良传统，特别是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更要发扬光大。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民族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要继承精华剔除糟粕，特别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外来思想文化有科学成果也有腐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对科学成果和好的东西要借鉴、学习和吸收，对腐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要抵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更高更新的角度阐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与作用。1998年，江泽民视察重庆市大足石刻时强调，“你们要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争取申报成功，为国争光”。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22]在新世纪共产党的这篇纲领性文件中用如此大的篇幅来明确阐述文化遗产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关系，对毛泽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文化遗产观有了新发展。特别提出继承和发展文化遗产要有世界眼光。这充分说明我党在新时期对文化遗产的高度认识与极端重视。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胡锦涛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了文化遗产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3]胡锦涛的讲话明确指出对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且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从提升文化国力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外交流，重视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这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科学概括和全面总结。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基本内涵

（一）主要文化遗产观

1．文化遗产传承观。这是人们对文化遗产传承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所谓文化遗产传承就是指传承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经过历史积淀而来，它具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有着历史的根基。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为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多样性文化原型及其构筑材料。文化遗产的传承既使文化传统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又为文化传统的创新提供了文化积累。

2．文化遗产创新观。这是人们对文化遗产创新的整体认识与基本观点。所谓文化遗产创新不是对文化遗产原有形态的任意改造，而是指文化遗产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通过改良与革新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具有创造性转化的生机，从而对现实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没有文化遗产创新就丧失了文化遗产的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的境地。文化遗产创新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文化遗产传承是积累和量变，文化遗产创新是飞跃和质变，前者联系过去，后者沟通未来，它们构成了文化遗产形成与延续的内在矛盾。植根于文化遗产的新文化就像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既有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又有文化创新的生命力。相反，割裂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就会在社会实践中使文化遗产陷入两种困境：即僵化保守与中断消亡。割断文化遗产的传承，将导致民族精神家园的迷失，文化资源的流失将造成文化的荒漠化，最终势必出现民族文化的中断与消亡。否定文化遗产创新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延续。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文化遗产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应有所偏废。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才能永葆其勃勃的生机，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而任何一种优秀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扬弃。

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又是一个客观规律，它体现在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不断地进行传承、创新，再传承、再创新的历史演进，从而推动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生生不息。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有承担保护和创新文化遗产并传于后世的历史责任。人类文明是在世代的文化创造和积累中不断发展和进步，每一代人都应当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既有自身的文化创造，也包括将文化遗产传于子孙后代。

3．文化遗产安全观。这是人们对文化遗产安全保护问题的基本看法。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独特文化资源是一个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领域。文化生态主要是对一种文化存在环境的综合性描绘，文化资源则主要是对所有这些人类精神文化结晶总和的表达，其中主要是各种文化遗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各种文化遗产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有的濒临消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形态的特殊性，生存环境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关系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维护国家根本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安全涉及文化生态保护问题，对国家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国家根本利益的维护有重大影响。

4．文化遗产价值观。从哲学上说，文化遗产价值观是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总评价。文化遗产价值是文化遗产满足人类需要的某些属性。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教育、历史借鉴和供人研究、鉴赏等方面。同时文化遗产是民族不可再生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精神文化各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政治上，它是国家的身份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和成就。在精神上，它是民族血脉，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和素质；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民族悠久的文明特征，就是维系民族的血脉，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在社会经济生活上，它是文化消费的核心资源和重要的旅游经济资源。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遗产资源使用的日益频繁，使得文化遗产呈现出越来越高的经济价值。保护和利用好遗产资源已成为各个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文化遗产的价值观直接决定了公众对其所抱的态度，决定了政府对其所采取的措施。多年来我国文化遗产破坏严重，保护不力，投入不足，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或存在误区。

5．文化遗产生产观。这是对文化遗产生产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从广义上讲，人类所从事的任何一种生产都会成为后人的遗产。从狭义上说，文化遗产生产主要是指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等方面的生产。“传统技艺”是一种先于现代工业技术并与之迥然有别的技术形态，一旦导入生产也是一种可在现代文明情境中与现代工业生产并举共存的产业形态。在漫长的文明创造过程中，我们的前人创造了辉煌的传统技艺，并形成一系列规范化、定型化、经典化的技艺和形态样式。其中综合了前人在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大量文化信息，表征着整个民族的文明文化历史和各民族人民在不同造物领域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它兼有文化遗产和技艺风范的价值，而且还可能蕴含大量的活性因素。在文化遗产生产上也存在创新问题，即传统技艺的改进与革新。然而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或者说是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所获得的飞跃。

6．文化遗产消费观。这是指人们对文化遗产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态度和总看法。文化遗产被当作商品一样处理和消费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消费观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文化遗产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他人利益乃至社会的利益；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作为当代人，我们并不能因为现时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至随意处置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为自己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适当地加以利用，而且要为子孙后代妥善保管，使“子子孙孙永葆世用”。

此外，还有文化遗产收藏鉴赏观、文化遗产思维观与文化遗产教育观等内容，本书将在第二章作详细介绍。

（二）若干关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问题

1．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文化遗存或传统文化载体。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及其传承方式的总和。传统文化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上，在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等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文化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它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所谓民族性指传统文化具有民族特色与民族个性。所谓历史性指传统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所谓现实性，指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继承，仍具有生命力，是一种“活”文化。文化传统是在民族的世代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文化特质及其文化传承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质是民族精神，特性是共同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态。一个民族正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才有巨大的精神内核和物质外壳。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值得保护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遗存。传统文化可以变异、重构，但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实质或内核却只能保护其原有形态，不能任意改变。文化遗产在文化传统中进行扬弃与创新，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重构新文化；但文化遗产消失后，不可再生。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是好的，就要保护，这是不对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全盘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转型期，这种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全盘”保留和保护。我们保护的是“传统”中有价值的那部分，主要是作为传统文化内核的文化遗产和作为文化传统内核的民族精神。

2．文化遗产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我党把文化的发展与党的执政兴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与党执政兴国之间的内在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必将对我党执政兴国的理念和方式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遗产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具有密切依存关系。先进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独立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硬实力的竞争，也包括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在总结历史和分析现实基础上得出的精辟论断，符合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表明我党对包含民族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文化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都有着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彼此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我们不但要抢占先进生产力的制高点，也要抢占先进文化的制高点。要抢占先进文化的制高点，就必须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十七大提出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构想，这表明我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3．文化遗产传承人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在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强调人民群众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在发展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培育大量的文化遗产传人，“藏宝于民”。社会主义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为己任，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具有热爱并捍卫传统文化的品质，而且具有推陈出新和不断创新的品质。社会主义文化能够与时俱进，能客观反映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它既具有牢固的民族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又承认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审美趣味；既能海纳百川地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能大浪淘沙般扬弃陈腐落后的东西。这一切离不开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杰出贡献。

4．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问题。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化遗产观为指导，广泛开展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的搜集、发掘、保护、分析、整理和研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当然，在此基础上要善于消化和吸收文化遗产丰富的营养并不断创新，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大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保护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广大民众的支持是文化遗产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果民众不珍惜、不保护、不传承和创新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将无法挽回地加快走向损毁和消亡。

事实上，我们如何认识保护与研究文化遗产的意义，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怎么来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都跟哲学（包括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艺术观等）问题有关。例如，在进行文物建筑群的保护规划时，就要想办法如何体现与环境高度协同的中国文化精神。为此，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来系统分析与论述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旨在对文化遗产有一种方向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