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方式见精髓

一般讲到中国化，总是从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成果开始，我们也从这里谈起。

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选集》四卷，就是研究他的语言特色。我们这里不专于语言，而是从宏观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时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对中国人的适用性。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所谓“两论”上——《实践论》和《矛盾论》。另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也在其中。我们就以“两论”为例来分析。

在以往的教科书当中，当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这部分内容时，经常被引用的、也是我们中国人读起来最上口的就是毛泽东《实践论》中的典型命题：“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如果说这一句式还不能看出东西方文化表征的差距，那么，用它来联系现实生活与工作，从而总结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特色语言，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本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充分消化了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迅速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的著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的文本，也是经过反复推敲和润色的。这里面，除了毛泽东本人，还集结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在教科书上惯常的解释就是：主体正确反映了客体就构成真理；错误反映了客体就构成谬误。甚至还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表达。毛泽东则用了两个成语：“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里有两点是西方语言不能直接表达的：一是实践活动不会因为失败而结束；二是即便失败了也不是毫无意义。在西方语言中，或叫作哲学的普通话当中，这两点延伸性的认识，只有靠逻辑推论才能进一步得出，而汉语的表达总是“一针见血”或叫“一语中的”的。这就是语言表达上的整体性。而这样的整体性会使语言更简练，内容更突出。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我们把它们各分为三种形式：感觉、知觉、表象和概念、判断、推理。这在全面性和深刻性上是没说得了，但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往往剪裁不同的事例来套用。就算是从“苹果落地”到“万有引力公式”，中间的过程也是空白。但是，毛泽东却自然地用了一件事把两者串联了起来。“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且住！这里就有两点需要指明：第一是它用的事例就是当时最有意义，可以说非常重要，也是最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这比三百年前牛顿的眼睛所观察到的苹果落地现象要新鲜和切近得多了。第二是层次性，毛泽东接下来要说明的是一个整体事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因此，不但地形、街道属于感性认识，就连参加大会、看文件也属于此阶段。这就告诉我们：对于观察一个客观物体来说，感觉、知觉、表象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但是，对于一项政策、一起运动来说，看文件和谈话也仍然属于感性的东西。这一观点，用起来可能也比较自然，但是理论上却还要多加注意。

接下来看：“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我们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形成“概念”，并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不一定很长。“让我想一想”，说明有了推理的基础。这里，既用了典故，也用了普通人的语言，实际上，由于毛泽东的引用，典故也成了日常语言。这里还可以看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互相渗透的。就延安这件事来说，考察团的人在前面的种种活动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就剩下最后把结论表达出来，以及做出自己下一步的决策了。但是，在科学研究当中，这个过程并没有如此迅速，这是需要区别的。

要知道，马克思本人也是在运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采纳西方一些著名文学家的经典话语作注解；用那些游移在资产阶级统治思想边缘的经济学说作为反讽对象；描绘那些呼之欲出的资本家的算计；在那些直接的政治场合做出天才的比喻。总之，写作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作为一个德国人，特别是作为黑格尔的学生，思辨的头脑与曲折回环的表述习惯，总是留有痕迹的。比如，当蒲鲁东写了《贫困的哲学》时，马克思立刻写了《哲学的贫困》；在货币起源中我们已经知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在讲到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之间关系的时候，他指出了“批判的武器绝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论及共产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所建立的社会组织时，则用了两步相继成长起来的模式：“自由人联合体”与“联合起来的自由人”。“波西亚斯戴起一顶隐身的帽子，以便追寻巨魔。我们却把隐身的帽子紧紧遮着耳目，以便否认巨魔的存在”等等。这些都带有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种样式。这样的句子结构让我们读起来非常耐人寻味，又有一种美感，但是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还是不太适应。毛泽东只在“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个观点的表达上用了类似的句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包括它行文上的个性，民族性，而不是只讲“当地普通话”。正因为它能够以这样的示范文本宣传真理，才能唤起我们本民族语言的接受机制和表达热情。这就印证了人们常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让我们继续往下谈。辩证唯物主义当中的辩证法，作为一个内核的整体，本来就是黑格尔的一套东西。多亏苏联老大哥的努力，把它从艰深广漠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编成了条条。虽然分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整体性，但它还是有利于传播的。就在这一部分，毛泽东的著作，从总体性和灵活性、全面性和形象性等方面，起到了非凡的转化作用。

矛盾的特殊性这个观点，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在教科书上的表述是十分枯燥的：“矛盾的特殊性有三种情形：一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二是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三是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他本人，正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了归类，指出了它们各自的解决方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这些矛盾，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既有现实的，也有未来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当时我们党已经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重大矛盾都说到了。我们现在要向学生解释这个观点时，也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活的灵魂，面向生活，做出分析。可以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这样的生活事实，也已经不够了。

再看毛泽东如何从反面指出片面性的错误：“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作片面地看问题。”接着，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各组矛盾，桩桩件件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人们工作的指导性相当直接。

以上所述是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背景下进行，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大部分文章著作并不是直接讨论哲学问题或一般的社会理论问题。它们多是针对党的实际任务、人民迫切的需要、必须纠正的错误倾向等情况下形成的。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是领袖人物中很独特的亮点，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令人瞩目的。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想：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军事家，没有指挥过战争，也就没有军事论文和著作，因此，可以想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肯定是辩证法的产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表现出，它不但是跨民族的，也是跨时空和跨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是先进生产力的故乡孕育了它。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能够结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果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的，人类解放学，对全人类的总体，对整个历史发展总体都具有贯通的指导意义。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狭隘的愚见。

就拿《论持久战》来说，这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就的，我们就几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首先，在对自己民族的大爱上，革命导师的情怀都是令人感动的。马克思尽管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但是他对这块土地从来不放弃责任和热情。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他说：“德国及西欧大陆其他各国的社会统计，和英国的社会统计比较起来是很贫乏的。……假若我们的政府和国会，像在英国一样，定期派遣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假若这种委员会又像在英国一样，被授予全权去揭露事实真相，又若可能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报告医师，女工童工剥削状态和营养状态等等的调查委员那样精干，无私，而坚决果敢的人去充任这种职务，我们将会在我们自己的状态面前愕然大吃一惊罢。”他的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为德国现状而焦虑所进行的精神反抗。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与此相类似，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斯诺问道：“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立刻回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态度，才会费尽心思为民而谋。

在驳亡国论的时候，毛泽东先是列出了大前提：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在谈到国际方面时，指出：“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说到国内政治进步问题，讲：“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这一番理论，足以说明了“持久战”这个事物与方方面面的联系，它要比啤酒和书本、猫与羊的联系复杂得多也现实得多。 接下来就进一步谈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等战术问题。这对于矛盾两方面的相互转化，对于人的主动性、灵活性这一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是一些绝好的证明。

关于战争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下面谈谈文化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