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的特征

可能性、危害性、累积性与蔓延性是社会风险的四大特征。什么是可能性？李达在《社会学大纲》里这样界定:“某种事物的存在条件虽然存在着，而它的存在不能当做必然性主张的东西，叫做可能性。”^[26]“可能”不是“现实”，“现实”与“必然”紧密相连，它是必然的实践展开，而“可能”虽发源于必然，但却因为“偶然”的作用而呈现出各种不确定的形式。当这些形式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也就具有了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风险具有可能性，类似于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在西方思想史中，“不确定性”主要从两个学科来界定:一是量子力学。在这个学科中，不确定性是指用仪器观测量子运动的“量”时，由于仪器本身对观测对象的干扰，从而难以测准观测对象的“量”。二是经济学。从该学科的视角，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决策时，由于决策的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从而形成的“难以预测”未来的状态。但是，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都是尚未展现出来的未知事物；二者的区别在于，可能性是从“一般意义”上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客观”界定，而不确定性则是从“观测”的角度来考察事物的未来发展，突出了观测主体的“主观性”。因此，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主要区别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不确定性”将“可能性”的研究视角从“一般意义”缩小到主体的“观测”；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侧重从观测“主体”出发研究事物的发展，而“可能性”则侧重描述客观事物的多种发展趋势。因此，“不确定性”概念是“可能性”概念在具体学科的发展和延伸。由此可见，西方理论是从观测者的主观角度来界定社会风险的，认为社会发展具有“难以预测”或“不确定”的性质；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可能性”是社会风险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由于其运用了“哲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用“可能性”来界定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

除“可能性”以外，“危害性”是社会风险的第二个特征。“危害”、“损害”、“损失”、“毁坏”等都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事物的“负面”或“消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多数学者都把“风险”看作是一个“负面”事物，只不过，前者认为这种“负面”影响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而后者则秉持悲观主义的立场，认为一切试图防范风险“负面”作用的措施和制度都会趋于失效。并且，在这些措施与制度失效之后，社会系统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安然有所揭示，他认为:“前者(笔者注:马克思)设想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实现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替；后者(笔者注: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认为从工业社会向自反性现代化的过渡是渐进的、非政治性的、以‘副作用’或‘自我对抗’的形式完成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灭亡，前者谈的是资本主义养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后者说的则是资本的自杀。”^[27]西方社会风险思想认为风险的“负面”效应足以颠覆现存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则始终坚持将“革命”作为社会形态交替的主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前者对“风险”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马克思，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于20世纪的贝克、吉登斯等人更加显著地体会到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膨胀。尽管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对“风险”问题的探讨存在若干偏颇，并且也难以绕开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它的时代毕竟比马克思的时代晚了一个世纪，因而更能看到“风险社会”的实践展开。所以，我们既不能轻易苟同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也不能对西方理论里的精华成分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谢友倩才提出应当认可西方社会风险理论里部分富有价值的思想成果。^[28]

此外，累积性和蔓延性是社会风险的第三和第四个特征，二者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界定社会风险概念的。对“累积”的一个最为简明的解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层层增加”。如前所述，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存在风险，那么，这种风险具体是如何累积起来的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首先，他认为，在资本流通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下面这种情况是较为重要的，亦即资本支出与资本回流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保障。这段时间可称为资本的“间歇期”，这个“间歇期”的长度有长有短，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它对资本的流通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是会对使用价值产生影响。时间使得使用价值逐步遭到绝对损坏，原因在于，所有的物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在都会发生损坏，直到最后不得不报废，成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中，有一些物品损坏得较快，有一些物品损坏得较慢。因此，损坏得较快的物品必须快速出售，以缩短流通的时间，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物品的毁坏或完全不能使用，以化解流通的风险；同时，另一些物品可以较长时间地得到保存，这样的物品遭到完全损坏的几率较小，因而经济风险较低，但是如果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过后仍不能被购买和消费，也就是说，仍然作为等待出售的商品停留在原地，而不是将自身的使用价值施展出来，发挥功用，那么这些久放的物品或多或少都要遭到毁坏。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商品会遇到的第一个风险，实际上是从货币转化为供个人消费或工业消费之用的商品形式的资本所遇到的第一个风险”。^[29]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因为商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使用价值或消费品，所以不管这些商品毁坏的速度如何，都需要人力或场地来保存。那么，要保存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它们身上支出各种资本和劳动，只不过，有些场合必须支出得多一些，有些场合可以支出得少一些。这样，商品在定价时，进入价格的就只会是所有商人保存商品所花掉的平均费用，这种带有必要性质的费用是由商品处于市场上时对商品的保存所引起的。具体而言，保存商品的平均费用是由它们处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流通过程的“间歇期”具有平均性所决定的。简言之，当用于交换的商品留在市场上时，都有一个逗留的平均时间。

与“累积”这一时间维度的属性不同，“蔓延”是指在空间上向周围扩展延伸。那么，社会风险的蔓延，也就是社会风险在大量累积之后，不会止步于原地，而会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逐步扩展和延伸，从而扩大风险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当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时察觉了政治风险的蔓延性，从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政治风险管理经验，并将其上升为思想成果，体现在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当中。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从国外蔓延而来的政治风险尤为重视。这些政治风险来自于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企图，它不仅体现在霸权主义的政治策略上，还体现在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和贸易壁垒等方面。江泽民说:“种种迹象表明，国际敌对势力不甘心我国强大，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会继续处心积虑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之外，还会在经济上采取种种遏制和控制手段。在这种国内外情况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30]那么，什么是“西化”，什么又是“分化”呢？在江泽民看来，“西化”是指试图在政治制度上用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与议会制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民主专政，并在经济制度上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而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意识形态。“分化”是指“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31]在各种政治风险中，“新干涉主义”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江泽民说:“天下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正在抬头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注视和警惕。”^[32]在这里，所谓“新干涉主义”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旗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观点和主张。作为中国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新干涉主义”从未放弃过干涉中国内政，阻碍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企图，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全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威胁。2008年10月9日，胡锦涛在《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将“藏独”势力对西藏繁荣稳定所作的破坏活动看做是政治风险的产物。他首先指出:“这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国内来自经济、政治领域以及自然界的困难和风险接连发生。”^[33]接着，胡锦涛在后面的论述中列举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一个突出风险事件，也就是3月中旬在西藏拉萨等地区爆发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同政治风险的蔓延性类似，公共风险也具有蔓延性。在历年抗击自然灾害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此有深刻理解。由于自然灾害同样可以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所以它可以蔓延至经济、政治和公共领域，引发全面的社会风险。胡锦涛曾呼吁:“要深入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开展全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加强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强化应对各类自然灾害预案的编制。”^[34]自然灾害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就会严重影响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而威胁公共领域的安全，所以必须加大与防灾减灾相关的科学研究，编制各种防灾预案，在必要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