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教训

(二)反思：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教训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化发展的理论成就是多方面的，对它们作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论说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只想从总体上概略地指出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追踪时代的发展，对时代精神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实践和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的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精神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面对时代精神的新特点、新变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时地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列宁对上一个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意义的哲学提升、列宁和毛泽东对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及其特点的阐释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

第二，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建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顺应本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改铸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又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中吸纳营养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作出了既富有时代气息又富有民族个性的重大理论创造，建构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列宁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化发展的理论成就，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三，根据时代精神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作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创造和新的进展都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种重新解读中一直充满着分歧和争论，但从整体上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在思路上更加开阔了，也更富有时代的“生产性”了。特别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先后出现的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热，更是在思索时代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理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化发展，不仅表现为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分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而且也表现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中分化出了一系列独立的研究领域，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价值哲学、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等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早已确立了对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统摄与制导作用的一般哲学原则，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这诸多领域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而一当人们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领域、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时，就必然会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和展开多样化的思想交锋。在整个20世纪，通过对一系列部门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第五，多方面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20世纪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坚持从人们实际地驾驭和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活动、特别是从人类实践和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吸取理论创造的养分，注意把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概括融入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另一方面，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如既往地注重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认真地研究和回答它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种种诘难和挑战，不仅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来吞吐吸纳东西方传统哲学，而且积极地开展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交流。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问题在20世纪都得到了深入的探索。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化发展的理论成就中，我们尤其要注意邓小平哲学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既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全部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基础。虽然邓小平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却极为宏富，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各种问题的论述之中，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贡献。我们之所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胆识与理论勇气亲自关注和热情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曾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本原理，全面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前提，也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以其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新概括，以其在实践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新的理论突破，以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上对于唯物辩证法的高超运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波接一波的学术讨论和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哲学思想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继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一新的民族化形式。邓小平哲学思想没有一般哲学理论的那种思辨色彩，也没有使用过什么深奥晦涩的哲学概念，其表述言简意赅，看似浅显、平易，实则博大精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融通着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并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内容即邓小平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中的理论创造融为一体，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更高程度、更加内在有机的结合。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化发展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最深刻的有这样两条：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关注时代的发展，面向实际生活，努力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才能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相反，教条主义则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上述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化发展所取得的各项重要成就，都是在关注和探索时代精神的新变化、概括和提升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哲学意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的。而20世纪的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出现的不同形式的教条主义，特别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和我国“文革”期间与个人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条主义，则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甚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危险。第二，以正确的原则和开放的胸襟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出现的各个分支、各种新的理论创造，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而盲目照搬或全盘拒斥其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则会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事业。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待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都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偏颇。一方面，对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过去基本上采取了盲目照搬的态度，没有注意克服其中存在的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内容和教条主义的东西。我们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长期因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过去又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拒斥的态度，没有对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许多新的理论建树予以足够的重视。诚然，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诸多的流派，对于不同流派的情况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但是，那种把它们一概都视为试图用现代资产阶级思潮来补充、修正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上述两方面的偏差曾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其消极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被消除。所有诸如此类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在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该认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