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的现代发展和当代特点

(一)人类科学的现代发展和当代特点

现代科学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伟大丰碑，它创造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奇迹既是以往人类科学发展的累积性成就，也是现代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与实践历来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科学通过物化为技术、转化为劳动者的智力和应用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等途径有力地推动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技术需求，不断地向科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并把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手段贡献给科学，这一拉一推又有力地促进着科学的进步。在现代，科学与实践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促成人类实践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知识型和信息型转化的同时，也促成了人类科学由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化。也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当代人类不仅进入了一个以大技术、大规模、大效应为标志的大实践的历史时期，而且也创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科学体系。

1.人类科学的现代发展

科学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观念把握方式，是人类能动地认识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成果和结晶，它是知识形态的东西。但是，并非任何形态、任何性质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范畴。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不仅存在着非科学的知识形态，而且也还有许多与科学的本性相悖谬的东西。人类科学的发展，既是一个与人类观念地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和非科学的知识形态相揖别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涤除其中的谬误，不断地提升自己把握世界的真度、广度和深度的过程。

现代科学是由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发展而来的。自从人类开始以科学的方式把握世界以来，人类科学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古代，人类的科学还处于极其原始、极不发达的状态和水平。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古代的科学主要地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实用经验知识，它附着于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技能之上，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力学等少数领域中才达到了总结经验定律、反映自然规律的水平。如果说古代也曾有过某种自然科学理论的话，那就是充满思辨和臆测的自然哲学，它尚未从古代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化出来。至于古代人类关于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则更是远未达到科学的水平。一方面，古代人类关于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主要采取了神话和史鉴的形式，其中不仅充满了虚构、夸张和人为臆测的成分，具有随意性、自发性、直观性和笼统性等特点，而且还往往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另一方面，虽然古代的一些社会历史哲学理论中也曾包含着某些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思想，但由于当时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社会生活的相对停滞状态，特别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被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也还根本不可能形成关于人文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论。因此，古代人类对世界的科学把握方式尚未从常识的、哲学的、神话的把握方式中分化独立出来，那时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还未产生和出现，有的只是萌芽状态的科学。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人类的科学开始了从人类观念地把握世界的其他方式中分化独立出来的进程，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1]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自然科学在经过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终于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枷锁，在近代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需要以一定的人文社会理论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以某种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和解释作为一般的理论前提和导引，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和必然伴生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中来认清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表达自己的阶级愿望，这些又促动了近代人类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探索，使其摆脱了古代那种面向过去的神话和史鉴形式，开始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思考。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类的科学在近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恩格斯在谈到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形时曾说：“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其发展势头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距离(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2]不过，直到19世纪初，近代科学从总体上来说还处于经验科学阶段。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其主要特征是运用实验手段和经验归纳方法来分门别类地考察各种自然现象，收集经验材料，发现经验定律。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惯性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等，都是这一时期经验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就当时人们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而言，其主要特征则是以人类的理性为基本尺度，多方位地展开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探讨和理性阐释。法国启蒙学者、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学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一时期人们思考和探索人文社会现象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探索虽然是在“理性”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囿于他们狭隘的阶级视野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也由于人文社会现象的特殊复杂性，他们的这些思考和探索并未得出科学的人文社会理论，只是为科学的人文社会理论的产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因此，在近代中期以前，虽然人类的科学认识从整体上看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其中人们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远远滞后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甚至根本还未取得科学的形态。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虽然自然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包容于社会历史哲学之中。

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和空前繁荣的时期。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说这一时期不仅自然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而所谓空前繁荣，则是指这一时期的人类科学从整体上已经发展到了理论科学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就。

近代经验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到19世纪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证材料，在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较大的理论综合，并形成了一些贯通若干领域的科学原理，如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电磁感应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等，它们标志着19世纪的自然科学已从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到了整理材料的阶段，由经验科学发展到了理论科学。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3]不过，19世纪的理论自然科学仍然停留于对宏观物体低速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其对物种进化的研究也只停留在表型的范围内，就这一点而论，它与此前的经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二者都属于近代经典自然科学的范畴。

19世纪理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世纪之交的现代自然科学革命，它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由宏观领域扩展到了微观和宇观领域，从而实现了由经典自然科学向非经典自然科学的转化。现代自然科学的这一革命性变化是从物理学中开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放射性现象、电子以及化学元素转化事实的发现，有力地冲击了经典物理学理论，推翻了原子是物质的最后微粒、不可再分的传统观念，打开了认识原子的大门。接着，爱因斯坦相继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冲破了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假说，批判了能量连续的传统理论。20世纪20年代，一批青年物理学家如德布罗意、海森堡、薛定谔等人提出了“物质波”概念，发现了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建立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随后，非经典物理学的这些理论成就迅速地向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扩展和发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使现代生物学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深入到了分子水平，并由此破译了生物遗传密码。与此同时，现代物理学对物质结构层次的认识不断深化，继卢瑟福等人发现原子核之后，人们又相继地发现了质子、中子，并进而深入到基本粒子内部，探讨基本粒子的结构，提出了许多基本粒子的理论模型。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上，现代天文学也不断地向宇宙深处挺进，在宇观世界中发现了许多新奇的天体和物质的新奇特性，如宇观世界的等离子态、中子星、黑洞以及超新星爆发、活动星系核等剧烈现象。所有这些，都标志着20世纪的理论自然科学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在自然科学由经验科学发展到理论科学、由经典科学进到非经典科学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很快起步、迅速发展。首先是19世纪，在人类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上发生了两件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事件。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它使人类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真正变成了一门科学。19世纪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充分发展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客观上已使人类有可能对社会历史和各种人文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的解释，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根本变革，从此，人们能够对经济、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宗教等各种人文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这一点，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革命，可以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中所完成的革命比美。”^[4]其二是普遍开展了对人文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它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终于从社会历史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已基本完成，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巩固、改革、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人们将近代经验自然科学的一些实证方法移植和运用于对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情报机构和统计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迅速分化发展，形成了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实验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门类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因此，19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取得了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地位，进入了与16世纪至18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经验科学”阶段。

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和发展在近代曾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它不仅迅速地实现了自身的理论化、系统化，进入了理论科学阶段，而且很快取得了与自然科学相当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走到了当代科学的前沿，在相当一些领域中取得了带头学科的地位，“成了公众最关注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5]。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迅猛发展，既是现代人类实践需要推动的结果，也与它自身研究方法上的转向密切相关。一方面，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注重把对研究对象的定性分析发展到定量分析。据统计，在1900年至1965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62项重大贡献中，定量的问题或发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成就的六分之五。另一方面，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由以往主要移植和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建构和运用适合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社会工程。这两个方面的转向，不仅使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贯通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原理，形成了门类更加齐全和更具内在统一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而且也使人文社会科学能更加准确、深入地发现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能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心理学”、乔姆斯基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冯·诺伊曼等人的“对策论”、沃尔德的“统计决策理论”、布莱克特等人的“运筹学与系统分析”以及萨缪尔逊等人的“计量经济学”等，都曾对政府的决策、社会的改良和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仍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结束了过去自然科学一花独放的局面，它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

2.人类科学的当代特点

20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高速、深入发展，终于在40、50年代彻底地改变了科学的传统形象，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当代大科学体系。对此，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史教授普赖斯在1962年曾说：“由于当今的科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水平，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清除了一切陈腐却保留着基本传统的时代。不仅现代科学的硬件如此光辉不朽，堪与埃及金字塔和欧洲中世纪大教堂相媲美，且用于科学事业的人力物力的国家支出也骤然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6]当代“大科学”是相对于“小科学”而言的。通常认为，所谓小科学，从狭义上说，是指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时期的科学；从广义上讲，则是指20世纪以前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科学史上“个人自由研究”时代的科学。这种意义上的“小科学”的特点是：科学家自己拥有科研经费，自己可以制造仪器设备；科研选题全凭科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研究的目的不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到生产上，而且认识自然的奥秘；科学研究主要采取了科学家个体活动的方式。其实，当代大科学不仅区别于20世纪以前的近代科学，而且从整体上看与20世纪初期的科学也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当代大科学既是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也是当代大实践制导下的时代产物，它具有多方面的显著特点。

首先，当代大科学研究的活动规模巨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

人类科学的发展早已结束了那种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进行“自由研究”的个体活动方式。在当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甚至转变成了工业化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当代大实践向科学研究提出的许多重要课题，如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高新技术的开发、太空实验和探索等，都是一些巨型课题，要解决它们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多兵种”和“大兵团”的联合攻关，尤其是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通力协作，需要庞大的科技队伍和严密的组织管理。所以，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说：“所谓大科学，就是具有新质的庞大研究机构，以新的管理进行研究的科学。”^[7]当代大科学的组织规模上的这种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已初见端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计划的实施、德国V-2导弹计划的执行等都表明了这一点。40年代，美国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已初步展示了大科学的风采，它动用了15000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涉及数百个单位，历时近5年。但若与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比较，“曼哈顿计划”又还算不了什么。“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参加人员多达42万人，共动员了120多所大学和实验室以及2万多个社会部门，前后历时近10年。从80年代开始实施的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以及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等四大科技计划，更是充分地显示了当代大科学组织规模的庞大。

当代大科学的活动规模意味着科学活动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在当代社会中，从事科学活动人员的数量及其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空前增长。仅就人们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所作的统计来看，1800年全世界只有1000名科学家，1850年增加到1万名，1900年达到10万名，1950年上升到100万名，1970年已突破320万名，1990年代初则已逾800万名。在美国，1930年至1968年间的总就业人数只增加了60%，而其中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却增长了900%，技术人员也增长了450%。如果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和规模庞大的研究队伍也考虑进去，那么当代社会中科学活动的从业人数及其增长速度就更加惊人。

当代大科学的活动规模还意味着科学研究已进入了国家规划和国际合作阶段。当代大科学研究课题的巨型化，使得科学研究的费用急剧增长。例如，上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计划”曾耗资十几亿美元，而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耗资则高达3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科研费用，只有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筹措和支撑。不仅如此，当代大科学研究往往具有极高的技术难度并须运用各种尖端、复杂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手段，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单个国家所具有的负担能力，因而必须建立跨国科研组织，开展国际性的科研合作。另外，有些重大的科研课题涉及多国甚至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国联合研究。例如，20世纪50年代就有66个国家的科学家联合进行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考察活动，60年代和70年代又组织了“国际太阳宁静年”和“太阳峰年”的国际合作考察，80年代则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全球大气研究计划第一次全球实验”的研究活动。

总之，当代大科学的巨大活动规模已使它成为高度社会化的事业。当代大科学的研究，再也不能像皇家学会时代那样用甜甜蜜蜜的语言鼓动几个科学精英去个人奋斗，再也不能指靠几个牛顿式的科学天才来解决所有的科学难题，它需要组织数百万的科学大军，使用价值数以百亿计的实验技术装备，调动庞大的图书情报系统，调节和管理巨额的资金和复杂的劳动结构系统。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当代大科学体系出现了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突飞猛进并迅速走到当代大科学的前沿，促进了也标志着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由于这种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不仅形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主导学科群和每一主导学科群中的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及应用学科等三大层次，而且还形成了联接这三者内部诸学科和横贯这三者之间的一系列新兴学科，从而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庞大有序并具有整体化特征的当代大科学体系。目前，具有如此特征的当代大科学体系已成为由5000门左右纵横交错的学科构成的复杂网络。

应该说，分化和综合在人类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上都是存在着的。所谓分化，也就是科学研究向着更加专门化、精细化、微观化的方向发展；所谓综合，则是指各种具体科学研究之间在对象、规范和方法等方面的相互交叉、渗透、借鉴和移植。从历史上看，分化和综合的相互转化是人类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但是，当代大科学发展中分化与综合的关系与以往相比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科学的分化，已不再是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门类越分越细，新分化出来的研究对象也不再是原来某一母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是在原有学科之间的空白地带、横截面或交叉点上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这一分化的结果，使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事物、现象之间更深刻的联系，提出了从更高的程度和水平上综合把握客观对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它不仅没有导致各门学科之间的进一步分离，反而在以往彼此隔离的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当代科学综合的最重要条件和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当代大科学的分化与综合是相关发生、相辅相成的，分化的深度与综合的高度在程度上和水平上是互为条件、内在相关的。正是在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一体化运动中，当代大科学体系展示了自己的整体化特征。作为当代大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体化运动结果的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不仅产生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主导学科群内部，而且也出现于这三大主导学科群之间，它们以各种方式把人类在不同领域中的科学知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对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认识更加内在地沟通起来，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加有机地连为一体。当代系统科学，包括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作为一种具有明显的跨域性、横断性和方法性的学科，更是集中地体现着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整体化特征。

再次，当代大科学的发展表现出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向。

当代大科学不仅在规模和体系方面出现了许多时代性特点，而且其社会作用也空前提高。当代大科学体系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机和活力，其根源深植于当代大实践的时代需要；而当代社会之所以舍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科学活动，乃是因为科学研究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社会能从科学活动中得到慷慨的回报。在当代，科学、技术、生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科学—技术—生产”这一过程中科学已成为一个主导环节，科学、技术、生产已越来越趋于一体化。

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更是明显加强。作为当代大科学重要标志的几个大工程或计划，几乎都以解决某种技术问题为目标，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意味着当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已直接地融为一体，意味着当代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把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即当代“新技术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革命”，就是当代科学与技术一体化趋势的反映。

当代科学与技术关系上的变化又促进了并标志着科学与生产之间关系的变化。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德洛夫曾用拖驳船的比喻说明过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生产犹如旧式拖轮在前面带动科学发展。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则使科学走到了生产的前面并促动着生产的发展，就好像新式推轮在后面有力地推动驳船前进一样。在当代，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得科学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的周期越来越短。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以前从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当代这一周期已大大缩短，它一般不会超过5年，甚至更短。例如，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只用了3年，激光从实验室发明到工业应用仅用了1年，而近年来在微型计算机领域仅隔几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

当代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使得科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代，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新技术的应用，而新技术的出现又依赖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这种循环是以科学为起点的。当代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就是以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它正在将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