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世界就“裂变”为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历史也分化为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人类在自己历史的开端，几乎就逐渐“放弃”了对自然环境的本能的适应能力和先天的求生能力，而把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任越来越多地托付给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劳作。人作为自我实践创造着的现实存在物，越来越拥有更多的知识和力量，并通过这些知识和力量去能动地掌握世界、改造世界。千百万年来，人类一直绵延不断地埋头于建构自己的新世界，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塑造着一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人造系统、人工世界。

然而，人类自原始状态以来所取得的文明进步，所建构的人造系统，所获得的知识和力量，总的来说，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极其缓慢的，人类对周围世界的影响力、控制力和改造力也还是十分狭小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尚为有限，人的普遍的本质力量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的知识和力量参与、渗入周围世界的程度也相当有限，因而所招致的反人化、反主体的异化效应也不那么十分突出，人类也还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对自己的实践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自我评估、自我调控和自我修正。

但是，人类历史在经过了漫长的相对平静和迟缓的发展之后，到了18世纪中叶，便开始进入了一个激荡沸腾、翻天覆地的巨变时期。200多年前以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而爆发的工业革命，使效能强大的生产机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不断的更新，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开发；工业和科学的“连襟合流”，又汇成了工艺技术革命的汹涌洪流；人造机器系统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掌握了日益增长着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能够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上，对周围世界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变革；在物质世界和科学技术急剧变革的同时，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观念、心理、道德等各个领域，也发生了日趋深刻的变革。人类长期以来缓慢发展的旧时代从此而宣告完结，一个以人造系统、人造物质力量和科学技术为整个社会生存基础的新时代便脱颖而出。

现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掌握周围世界和自身世界的最基本、最主导的活动方式和表现形式。这个以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为主旋律的新时代，使人类拥有了变革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多功能、多形式的实践手段；现代人类作为实践创造的主体，越来越懂得按照外部世界的尺度和自己的内在尺度去进行实践活动；现代人类的实践活动的领域也已日益扩展到新的广阔范围；一个既独立于自然世界，又独立于人自身的人造世界迅速崛起并日益膨胀着；现代人类加速度地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社会财富，使人的生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更加丰富多彩；现代人确实培育和获得了他们的祖先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的各种有益的发展；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无疑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人在宇宙、地球和生物圈中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已空前突出，世界的人为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进步，实践活动的正态效应也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但是，现代人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自己对周围世界、对地球、对生物圈和对人类命运所应负的时代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所改变了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来得及深刻地反思自己所拥有的日益强大的实践力量和人造系统的时代性后果，也未能及时而理智地调控和导引人造的技术系统和自己的实践活动向着利真善美、物道和人道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进化方向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偏差，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也产生出了不少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甚至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危机”。

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这个所谓高度文明的时代里，各国政府似乎都在义无反顾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和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极度地增加产量，甚至不顾破坏生态和社会的危险。现代人类往往摆出一副妄自尊大的架势，竭尽全力地动用自己的强大知识和物质力量，向周围世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正当现代人陶醉于自己的胜利成果时，“突然间——如果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实际上就是一夜之间——人类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所有各种危机集合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世界发展的全球危机症”^[1]。这虽说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并非信口开河，在相当的程度上道出了我们这个矛盾世界的真情实况。

当然，严格地说，“全球性问题”和“发展困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具有最高普遍性和相当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全人类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合作的国际行动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除了这些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问题外，还有一些只涉及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全球性问题”，但可以归入到“发展困境”之中。因此，当代人类发展中的“困境”比“全球性问题”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后果的反主体性的异态化效应、反人类自身的负态的价值。但是，我们这里讲的现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则主要指“全球性问题”以及一些较具普遍意义的消极问题。

罗马俱乐部曾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和“发展困境”作过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报告，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世界性疑难问题”，描绘出了一幅由种种疑难问题交织而成的“人类险境图”：“人口无节制的增长、人民之间存在的鸿沟与分裂、社会不公正、饥饿与营养不足、贫穷、失业、盲目增长、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货币波动、保护主义、文盲、不符合时代的教育、青年的反抗、疯癲、庞大和衰落的城市、犯罪、农村的遗弃、吸毒、军备竞赛、社会暴力、侵犯人权、无视法律、原子狂、制度僵化、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军国主义化、破坏大自然、环境污染、道德价值衰退、丧失信念和不安心绪，等等。这一切都在发展，不断地相互激荡。”^[2]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尔利欧·佩奇曾经具体地从十个方面列举和剖析了现代人类的“衰落综合征”^[3]。

当我们从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高度来考察诸如此类的“发展困境”时，这些问题便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主要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摩擦、相互冲突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抗衡问题，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问题，克服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即全球性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等。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主要是指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粮食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三是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困境”，主要是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发展、道德信念、健康与人格发展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其中社会人类学方面的问题和人类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社会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人在一切对象性的活动中，既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又同他人和社会发生一定的关系。

因此，人类历史一方面是人、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另一方面是社会内部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而且，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绝大多数“发展困境”既有自然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只有从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人——社会”的相互作用的整个有机系统角度，才能真切地把握它们产生的根源、作用的性质和解决的途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