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

人们之所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罪恶之源”，其具体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其论证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这样一种说法：“人类中心论和民族中心论、个人中心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放大，后者是前者的缩小。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在于，它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同社会生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歧视主义一脉相承。”^[5]我认为，这一论证是很成问题的。深入具体地分析这一论证中存在的问题，恰好也是本论题的需要。

其实，要驳倒上述论证并不难。上述论证的内在逻辑是：正如社会生活中的民族中心论必然导致民族歧视主义、个人中心论必然导致个人利己主义一样，人类中心论也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而后者又必然导致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既然人类中心主义曾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不同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在性质和具体内涵上又有着重大差异，那么，要使上述论证成立，就必须具体地分析到底是哪一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从而导致了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当然，果真这样做时，人们就会发现其全部论证都是白费力气。

毫无疑问，在诸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中，我们首先可以排除掉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的可能性，因为作为现代生态伦理学中的一种基本主张，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是在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并作为救治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而出现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正如我们不能说医生的处方是患者的病因一样，其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这样一来，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就可以简化为：历史上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和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或者说，它们是否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正如前述，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论点就是主张人类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居于宇宙的中心，它是从作为科学假设的地球中心论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一种观念。显然，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其所要陈述的不过是一个由物质世界的空间结构所决定的客观事实(尽管它后来被证明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决非“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相反，倒是有可能从它引申出物种平等主义。这是因为：按照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不仅我们人类，而且其他的各种生物物种乃至我们通常所谈论的整个生态系统也都属于宇宙的中心，它们全都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上，在这一点上，人类是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的。况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近代以来工业技术文明的副产品，本身是在人们知道地球和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后才真正开始形成的。因此，如果认为宇宙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于逻辑和历史都是说不通的。

至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它同样也不应该为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负责任。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它除了经过神学目的论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我们上述关于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原则上也适用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中的这部分内容)之外，还特意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亦即断言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按照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和非人类事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只不过上帝对人类特别关照，把人类设置成了其他创造物的目的，或者说上帝是为了人类才创造其他非人类事物的。而既然人类和非人类事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既然上帝把人类设置为其他创造物的目的，人类当善待而不是歧视其他的创造物才符合对上帝的信仰，否则就不能实现人是其他创造物的目的这一上帝的意愿，或者使上帝创造其他事物的劳作变得毫无意义。举个例子说，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果树上的果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食物，但如果人类不好好地养护果树甚或干脆将果树砍掉，人类就不复有果子吃，这岂不会使上帝创造果树时的意愿落空！当代的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们事实上也是这样来看待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们指出，《创世纪》中早就说过，上帝在创造了人类并把人类设置为其他创造物的目的后，曾与人类订立了契约：人类将是上帝在地球上的看管者，保存并保护上帝所有的创造物。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创造物因其生存均出自于上帝之手而相互平待，人类作为上帝在地球上的看管者并不具有剥削自然的权利，因为看管者的首要条件是忠诚，他不得违背别人的意愿、损坏别人的所有物。“如果人们自以为在对待上帝的创造物时可以违抗上帝，即不顾创造物的目的而对它们横加摆布和掠夺，这就是罪过。如果人们自以为可以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并为自己荒诞不经的念头而重新规定世界的目的，这也是罪过。基督教生活要保全整体，而不是部分；要保护平衡，克服不平衡；要保持和谐，克服不和谐；一个基督教徒必须热爱尊重上帝的创造物。”^[6]显然，当代的神学家们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中引申出来的是一种物种平等主义或物种博爱主义，而不是什么人类沙文主义或物种歧视主义。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争辩说，这只是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基督教神学家们为了拯救关于上帝的信仰而对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新解释，而在此以前人们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即使是这样，那也至少说明对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本身就存在着两可性，因而我们在逻辑上决不能说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进而言之，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符合事实。从历史上看，在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不及的非基督教世界，同样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事件；在今天，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早已声名狼藉，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在不断升级。所有这些，从反面有力地说明了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当然，我们说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和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等于说它们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即使人们是在“不正确”的意义上来反对这两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早已抛弃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类中心论”，“世界观中初始形式的地心说和人类中心论的优势永远结束的真正革命始于16世纪”^[7]。早在16世纪，哥白尼就以其“日心说”宣告了地球中心论和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破产，并由此也重创了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到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从而给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以最后的毁灭性打击。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成为科学常识的今天，如果还仅仅是因为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和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不正确而大谈什么要“反对”、“否定”、“突破”和“走出”这两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那就未免过于小题大作了。

上述分析表明，任何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是无涉的。把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本不是根源的东西当成了根源，就会掩盖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真实根源，而这对于探寻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