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的诠释与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是现代生态学出现以后，被人们用来指称近、现代西方主流生态哲学文化的一种说法，是西方文化的一贯立场。它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人类是实践的主体和生态系统及宇宙的中心，以自身利益的价值尺度来规范、调整和控制与自然客体的关系，不承认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只承认自然物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价值，信守人类利己主义原则，鼓励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态度以及相应的征服行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单纯注重探索自然的奥秘并进而征服自然，缺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古代宇宙中心论、中世纪神学目的论和近代理性决定论。

第一阶段是古代宇宙中心论阶段，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初历史形态。古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最初摆脱因生产力低下而受到大自然困扰后逐渐产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又称为自然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论点是主张人类在空间方位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或者说人类居于中心位置，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表述可追溯到普罗泰戈拉，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表明能否为人所用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据。随后，柏拉图以人的理念为出发点构造了整个世界，把普罗泰戈拉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体系化。但自然目的论观点最有名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按照这种说法，动物（更不用说植物和没有生命的自然客体）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它们只是人的工具，因而人对他们不负有任何道德义务。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曾有过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曾有过“中商”“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五方之说。而所谓“中商”，意味着商人视自己处于各种方位的中心位置。可以说，“五方说”关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及其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中就已包含了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萌芽。到了战国后期，这种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五行学说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在囊括天地万物的五行宇宙图式中，人被明确地置于宇宙的中央地位，是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的宇宙整体的出发点。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不像在西方那样寄生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假设之上，因而它也从未有过西方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广泛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神学目的论阶段，其核心论点是一种神学目的论，主要流传于中世纪的欧洲。根据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的说法，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如下一些教条：“人是造物主全部业绩中的主要成果，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就是为人而创造出来的；世界是静止的，位于宇宙中心，一切事物皆围绕地球而旋转；万物都要根据人来加以解释。”^[18]这种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则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它认为人类不仅具有空间方位上的中心意义，而且在“目的”意义上也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就是说，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存在的目的，动物、植物和其他没有生命的自然客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人存在的工具。如果树之所以结果，是为了使人类有果子吃；软木树的生长，只是为了使人类能将它作为水瓶的塞子。当然，这一切都不过是上帝的巧妙安排。其他创造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人是高于其他存在物的生命形式，是大自然的主人，而非成员，人对大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上帝之所以对人类特别关照，也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仁慈和智慧。因此，神学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万物都要根据人来加以解释”，实即万物都要根据神意或上帝之意来加以解释。显然，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上帝的至善全能和对上帝的信仰的合理性，它与其说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上帝中心主义。

第三阶段是近代理性决定论，是以反对上帝、神为中心的，并要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的价值学说，其核心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例如，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因为动物是只具有躯体、没有心灵、不会说话的低级存在物，只具有物质的属性，与无生命的客体并无区别。而人这种高级存在物，则拥有不朽的灵魂或心灵。我们应该同情动物的观点是错的，因为痛苦是人类独有的感情，动物并不具有。我们完全可以把动物（更不用说植物）当作机器来对待。康德主张“人是目的”，“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他从古希腊哲人关于人是一个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据的观点出发，认为只有人才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因而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人们对待非理性存在物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会直接影响理智世界的视线，因而把他们仅仅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恰当的。所以，康德明确宣称：“就动物而言，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我们对动物的义务，只是我们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19]培根把人类中心主义由理论形态推向了实践，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鼓励人们用科学知识区改造自然，为人类的利益服务。洛克也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中心主义又由一种素朴观念扩张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能主宰一切”的主体主义观念。

近代理性决定论是随着近代人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和科技迅速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阶段，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奥秘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在人类面前，自然不再是不可战胜和不可认识的物体。在这种生态哲学观念主导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然的立法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万物当成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把征服自然看作是自己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一切都是以人为尺度。

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伴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改变了传统的理论范式，剔除了神学的影响，把自己的立论基础建立在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基础上。例如，以W.H.墨迪、J.帕斯莫尔和H.J.麦克洛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著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者，明确反对“人类统治主义”“人类征服主义”“人类沙文主义”，断言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不在于人类利益本身，而在于人类对自然认识上的误区；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总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理性认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自然满足人类需要和自然的工具价值出发，认可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人们只应满足那些经过审慎的理智思考后才表达出来的欲望或需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环境资源；承认自然对人的精神价值，认为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满足人的利益，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在承认人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承认其他有机体也是生命联合体的成员，所以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蕴，以便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期需要。^[20]“至此，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立足于人的利益需要及其满足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21]

虽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较之前几个阶段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有所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是一种认为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虽然它在对前三类“人类中心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从人类价值的唯一性路径去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是环境伦理观的一次飞越。然而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把人类以外的生命个体、种群、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当成道德关怀的客体，只把人类对环境的关心和保护当成人类之间伦理关系的延伸”的观点进行诊视和反观，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仍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行为的一切都从人的利益出发，以人的利益为唯一尺度，人们只依照自身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一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22]。

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必然会发生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当代生态危机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的话。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社会开始对自然施加越来越大规模的干预，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和地区差异加入等各类社会问题。

1948年，因DDT的剧毒能有效地杀死害虫，发现DDT的杀虫功效的瑞士化学家P.H.穆勒（P.H.Müller）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时隔14年后，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分析了DDT既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害虫的天敌，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导致动物畸形，性别失调，以及人与动物的免疫力下降。她在书中呼唤人们关注自然环境，并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K.E.博尔丁（K.E.Bouldin）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1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被完整地引入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世界闻名的“十大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根基的全球性危机迫使人们转变以往的价值观，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仅承认人的价值，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否认自然的伦理利益，这是近代法律仅确认人的利益的伦理基础。文化遗产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中心主义同样否认文化遗产的伦理利益。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权确认人的伦理利益，否认文化遗产的伦理权利，是导致文化遗产生态危机的伦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