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和互动

第七章　解放神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和互动

提起解放神学，人们自然会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蓬勃兴起的解放神学运动。严格说来，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解放基督教运动其实不仅仅发生在拉丁美洲，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甚至是欧洲(例如，法国的劳动民主联盟）和美国。但它们都或者规模太小，或者没有在社会历史中产生影响；与之相对照，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不仅在拉美大陆掀起了狂澜，而且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的解放神学家古斯塔夫·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1928—）1971年出版了《解放神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History，Politics and Salvation），该书被看做解放神学诞生的标志，从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解放神学就开始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解放神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80年代曾一度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解放神学当时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们在解放神学运动中既看到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又看到正是这一联盟关系使以解放为主题的革命运动在拉丁美洲蓬勃兴起。如此的解放神学运动向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提出了两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盟能够使革命运动在拉丁美洲兴起？前一个问题意味着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跳出原先的框架，不能再把这二者看成简单对立的关系，必须具体探讨这二者之间相互呼应和相互关联之处。作为回应，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基督教神学界都分别有大量的著作陆续出版，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如何具体展开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关系。第二个问题则更加困难，它同时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方面，为什么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革命似乎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在解放神学运动中，在神学的背景之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重新被落实为革命的实践？把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合在一起，问题的核心就是信仰在革命主体的生成方面究竟有什么独特贡献。与前一个问题的情况刚好相反，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对这个问题的有力回应。大家只是特别关注解放神学运动，尤其是注意到基督教信仰在革命主体的生成上具有某种独特的贡献，但并没有进一步地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给出回应。与之相反，基督教神学界倒是围绕着神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许多集中而深入的讨论，只是这些讨论并没有直接地带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方面的更新和发展。

90年代以后，人们对解放神学的研究热情开始消退。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看，这主要是因为解放神学运动并没能真正解决拉丁美洲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没有看到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从理论的角度看，则主要是因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的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其所遇到的最大的限制就是，在解放神学运动的实际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并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充分展开。参加解放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虽然都同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但他们在最终立场上却仍然或者是基督教的立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最终往往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而坚持基督教立场的，则往往只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有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加以吸收和利用。因此在实际的解放神学运动中，真正深入到本体论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和互动其实并没有展开。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理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的探讨当然也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最近几年，解放神学重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一方面新近出现了一批专门对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进行深度研究的著作，以洛威（Michael L9wy）的《诸神之战——拉丁美洲的宗教与政治》为代表^[1]，另一方面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那里汲取思想资源，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更新和创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凸显，二是在左翼思潮的内部正在发生着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的转向。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9·11”之后宗教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各地所发生的反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中，宗教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而且人们还对它作了些改变，让它与伊斯兰教国家的革命和本土的革命相对应。这反映在左翼思潮的内部，就表现为其理论的政治哲学转向以及在政治哲学内部的宗教转向。在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中，革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他们在对革命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中，宗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大体上说来，在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理论到文化批判理论再到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之初，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十月革命所打开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卢卡奇、布洛赫、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在当时写下的系列著作都可以被看做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当然在他们对革命理论的具体阐发中也同时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自3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地不再认为革命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革命的理论被转型为社会批判理论，它不再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直接同一，而是更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哲学批判和文化批判。或者说，他们自觉地继承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放弃了其革命理论。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左翼思潮的内部，开始出现一批以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为代表的激进的思想家，他们自觉地超越了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把革命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强调要在当代的语境中对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进行重新思考。他们在对革命问题的具体讨论中，又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时涉及了最为敏感的宗教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强调要通过回到保罗来重新理解革命的道路；另一个则强调要联系着从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ilnzer）领导的千禧年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后再到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的整个传统来重新理解革命的道路。前者以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为代表，他们实际上是在自觉地继承自葛兰西以来的路线。葛兰西早在《狱中札记》中就已经明确地洞见到，列宁和马克思的关系就如同保罗和基督的关系，他们都是最伟大的组织者，经由他们基督教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分别在历史中成为了最伟大的实践。^[2]巴迪欧等人继承着这个思路，他们为了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阐发列宁的十月革命的内涵就采取了回到保罗的迂回的道路。后者以奈格里、洛威和都塞尔为代表，他们实际上是力求重新解答解放神学提出的那两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并把它与对列宁的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直接联系起来。在对解放神学的反思中，他们首先抓住的问题就是信仰为什么能够对革命主体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展开对宗教(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关系的思考，并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重构。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今天研究解放神学就既要对解放神学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整体性的了解，又要能够对它进行批判地反思，尤其是要对解放神学运动中的神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超越解放神学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在本体论的层次上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并在这种思考中更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为此接下来的论述将主要分三个层次展开:首先是对解放神学运动在拉美大陆的兴起过程作一个简要的交代，我们在其中将特别地关注解放神学运动对于拉美大陆的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其次我们将以解放神学家古斯塔夫·古铁雷斯为代表，主要依托他的《解放神学》一书来对解放神学的理论进行重点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我们将特别着重于他对救赎与解放的关系的论述。最后我们将对解放神学所提出的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集中论述，将重点介绍奈格里和洛威等人的相关思想，并具体分析他们对该问题的阐发是怎样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