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神学

第五章　伽利略:科学与神学

1633年，伽利略遭教会定罪一事，在科学与神学互为影响的历史中，成了一件饶富戏剧性的丑闻，只是议论多集中在科学问题上，往往遮盖了冲突中的政治和宗教背景。

16世纪早期的政治动乱，为意大利人的思想带来了信仰危机。1527年罗马的劫掠，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Florentine Republic)的瓦解，以及西班牙雄霸半岛大部分等，这些事件揭开了痛苦的帷幕，叫人醒悟过来。人们对政治改革既已失去了信心，就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王权上。

这个时期，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在信仰意义的问题上，成为风靡一时的领导者;他是个彻底的亚里士多德派。枢机主教贝拉明(1542—1621年)被任命为教廷神学家兼宗教法庭顾问。他是伽利略1616年案件中的主要人物。随着教会的日趋官僚化，贝拉明毫不犹疑地嘱咐各地天主教君王莫忘道德督导之责，务要在其国民中加强真理信念。

意大利对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曾有决定性的影响，该会号召对与日俱增的新教挑战作出回应。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PaulⅣ)首颁罗马教廷禁书目录。直至16世纪末，教会权势均大获全胜。反改革运动迅速成为一项持续严防的措施。比如，书刊检查制度查禁以大众言辞翻译的圣经。17世纪初产生了一股定罪意识形态的浪潮。“不论个人还是政府，都被视为一个在永恒和正义制度下的臣民，全都以上帝的永恒律法为最终的依据;天主教会则是该律法独一无二的守护者和解释者。”^[1]

在这种气候下，科学或其他领域的革新，都很容易被视作对现存制度的一种威胁，除非它们跟教会的教导相符。为了这个缘故，伽利略苦心竭力地想要证明，他的发现既未违背圣经，又绝非向教会的权威挑战。本章要回顾一下在众多引致1616年定罪哥白尼主义的事件中，伽利略从科学所发展的神学、七年相对的安定，以及科学和神学十年交锋的风风雨雨，最终导致1633年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本章最后，还会对伽利略在晚年幽居期间的种种发明和著作作一简略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