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　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启蒙运动的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在现世中提供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但是，著名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启蒙运动的道德合理性论证统统失败了，因为“在世俗理性的世界中，宗教再也无法为道德论述和行为提供一个人所共有的背景和基础;而哲学……也没能提供这种宗教所不能提供的东西”;^①“我把这种困境的特点描绘为: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②这种观点以似是而非的模糊性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但它是基于一个不真实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它把启蒙运动的道德合理性论证和宗教信仰论证完全割裂开来，似乎两者完全是在一个平行轨道上的两个车轮。但事实上，除了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短暂地出现过无神论，因而将道德的理性论证和宗教的信仰论证完全区分开以外，在英国，尤其是在德国的大多数哲学家中，理性化的道德论证最终都是与宗教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17世纪下半叶的莱布尼茨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只有对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考虑，才使得德性和正义的义务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③这种思想被康德所继承，因此在康德的理性主义道德信念论证中，不仅始终没有脱离开宗教的维度，而且明确提出了“道德神学”，作为道德信念的最终依据。在这种道德神学的论证中，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了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现代张力，但更让我们感到了宗教信仰对于理性道德的积极的构成性意义。一方面，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论证的确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因为它首先是一种“世俗化的”信仰，而不是超世俗的“启示神学信仰”，它所信奉的是人类理性在“此世”中依靠“自由律”创造“至善”世界的能力;其次，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因为康德充分意识到了理性的兴趣很容易受到“质料性”价值的诱惑，变成某一“实质的”的目的的手段，从而失去目的自身。理性的形而上学，只有在“期待”上帝“临在”的“思”中，才能成为现代的信仰形式，伦理神学实现了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世俗化不是能够脱离神圣化的单一过程，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的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康德的道德神学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一意义至今仍然晦暗不明。

道德像艺术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每当一个新时代的道德和艺术与传统发生了偏离甚至断裂，道德和艺术的合理性问题就要被提到“哲学的法庭”面前接受“理性”的审判，以便声明和确证自身的实存权力。但新的艺术理念的确证过程往往总能在人们“鉴赏”的惊呼与震撼中“幸运”地通过，哪怕对最极端怪异的现代艺术形式，人们虽然在“情感”上完全不能接受，依然可以在“理智”上“谦虚”地承认:可能是自己的“鉴赏力”不足以理解它的奥秘，“潜台词”还是认可了它的合理性。但新道德的确证过程明显地要困难得多，面对传统道德的沦落和种种新生活样态的出现，人们代之以“审美惊呼”的是对道德沦丧的“愤慨”，代之以“艺术震撼”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面对新的生活样态及其伦理气象，人们不像对待新奇的艺术那样，在承认传统“艺术的消逝性”的同时，从提升自身的“鉴赏力”出发做好拥抱和接受新的艺术形式的准备，而是以“克己复礼”的心态，表达出对传统道德美景的深深的依恋和对新的道德萌芽的坚决拒斥。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决不能回复到尧、舜时代的美好幻觉中一样，西方人也不可能永远依赖对古希腊文明盛世的越来越遥远的记忆和对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梦游来面对他们的未来。伦理学的永恒使命就是把时代的风云际会带到哲学的法庭面前，以确证一种新的、更富生命力的道德信念来为人在“此世”中“安身立命”。

说一种论证是错误的、失败了，这对哲学来说，太容易了，但困难的是，当你这样说时，你是否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论证?如果没有，或者你尚不能比别人的论证更好，那就先试图去理解别人所说的东西的意义，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毕竟“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之后才起飞”，在“黄昏”到来之前，康德“伦理神学”的论证，足够耗费我们很大一部分理解力，但这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全球伦理而言，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