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伦理的优先

儒家对道德伦理给予了优先地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具有德性，德性标准是人成为人的先决条件。人有才干、智谋，但才干和智谋必须建立在德性具备的基础上，有德性才能谈才干和智谋，不然才干和智谋对社会有害。

首先，君子之人具有德性的优先性。中国古代儒家认为君子之人是才与德的并称，君子是社会上具有普世性的人物形象。孔子说: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朱熹注释说: “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名。”[1]儒家君子因为德才并举而成就“君子”的名号，“君子”因为才德出众而成名，无才德、不出众，不能成就君子本身。君子因为才德出众才能治理天下，天下之人才能心服口服，也就是“君子不器”。朱熹说:“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德者，体也; 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圣人之体用; 但其体不如圣人之大，而其用不如圣人之妙耳。”还说: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贤人则器，获此而失彼，长于此又短于彼。贤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圣人。”[2]“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形象具有全面的品质。由此可见，儒家君子的德才是全面的，体、用这两个方面都要适宜。儒家将君子视为普世性的人物形象，从才与德的高度来进行调适，说明德性与才干双方面的重要性，而德性是对才干的调节，德性具有优先地位。德性是价值导向，才干和智谋受德性的控制，人有智谋和才干，但智谋和才干如果不受德性控制，智谋和才干将会起到反作用，那样会对社会有害，因此德性无疑具有优先性地位。孔子提出君子的三个德性标准，“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 “夫子自道也。”[3]智、仁、勇三德是君子的品性，但三者的地位并不相同，“仁”调节了“智”和“勇”，“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注释说: “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4]有“勇”无“仁”必然发生混乱，有“智”无“仁”必然不能使“智”发挥应有的作用，儒家君子的智、仁、勇三个德性，使君子得以成人和立人，产生大仁、大勇与大智。大勇与大义、大勇与大智都相互联系，大勇受到仁义的制约，大勇有助于立志和行动，“勇”一方面彰显了“力”，另一方面凸显了立志和行动。“智、仁、勇三德互为整体才能使君子有至德，有至德才能成为至善。”[5]“智”和“勇”好比智谋和才干，智谋和才干受到“仁”的控制，因此儒家所说的君子是以“仁”为核心，凸显了德性的优先性，社会人以德性标准作为衡量考察人首要的标准，道德使人“立人”“立德”，行动受德性控制，言行以德，不计功名利禄，道德使人在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以身殉道，以道为乐，以道为贵，不以物为贵，君子之人具有德性的优先性。

其次，普通社会生活之人要有德性的优先性。君子是社会上层次适中和有较高心灵境界的人，人人向往成为君子，虽然普通社会生活之人很难彻底地践行君子之道，但社会中的黎民百姓也要具有德性的优先性。宋代学者程颐说: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6]普通社会生活之人也要守住道德底线，这比生存、生命更重要。物质的存在不是人的根本性的存在。守节、尊道是重要的价值体现，德性人高于物质性的人，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德性。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7]当生命与道义出现冲突二者必须选择其一时，道义高于生命，必须舍生取义。道义就是德性，德性高于生命，德性具有优先性。普通社会生活的黎民百姓可能没有知识和才干，但不能缺乏德性，要有基本的仁义和孝道，忠、孝、廉、耻四个方面都需要具备。

其三，大学问以德性的优先性作为培养的目标。《大学》一书代表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开启个人的“明德”，即“明明德”，因此是德性的入门之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8]。“明德至善”是“大学”的基本纲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对《大学》提倡的核心价值极力赞颂，“《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缘应该是开放的; 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 同时，它层层深入，由我们的心知，到我们的灵觉，再到我们的神明，就像陆象山说的，这个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9]。杜维明先生说明了《大学》的核心主旨在于心灵觉悟精神的培养，在于德性的培育。《论语》提出“为己之学”，即是说自身德性的培育问题。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颐注释说: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10]杜维明说: “儒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内在的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11]儒家提倡“为己之学”实际上是指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切为了自己的德性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不是为自身的私欲和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德性的长进。一方面，人在社会上要有主体自觉的德性，“为仁由己”，成为一个具有人格品味的德性人。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2]“为人由己”即是说主体自觉的德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注释说: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 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程子说: “为仁由己，欲之则至，何远之有?”[13]主体自觉，人即可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德性人。另一方面成人的根本在于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4]。人从成人、立人、达人到成为一个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德性人，整个过程都是德性不断增进的动态过程。德性的增进是学问的增进，学问最终是德性的学问，德性在学问中具有优先性。

其四，“礼”的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儒家的“仁”是德性，具有核心地位，“礼”则是一种社会伦理的培养，是对“仁”的实践，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伦理。孔子说: “克己复礼以仁。”成为仁人要有“礼”，“礼”是“仁”实现的重要环节。“人而不仁，如礼何?”[15]“仁”又是“礼”的根本来源，“仁”是道德，“礼”是伦理，没有“仁”心就不能做到有“礼”。《周易》说: “德言盛，礼言恭; 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16]“德”和“礼”同时存在，“德”是“礼”的根本，通过“礼”来实现“德”。《礼记》说: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 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17]忠、信、仁、义是“礼”的根本，“礼”是发用。“礼”与“仁”一样是行为的标准，“礼”控制人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8]。视、听、言、动，四者都以“礼”作为标准，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优先地位。

综上所述，儒家的道德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地位，德性和伦理具有至上的价值，德性以“仁”为核心，无论自身是一个什么人，不论职位的高低，德性始终具有优先地位，学问的核心问题是德性的培养问题，德性主导着个人的才干，没有德性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人的核心价值就是德性价值，人的行为以“礼”为中心，“礼”来源于“仁”，是对“仁”的实践，“礼”伦理是行为的标准，处于行为之先，具有优先地位。儒家道德伦理的优先性凸显社会公共价值的普世性问题，需要社会人人进行道德的践履，希望道德伦理成为一种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儒家道德伦理的优先性是为了实现公共理性的需要，希望借助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达到实现社会公共治理的目的。孟子对儒家道德伦理的优先性问题论述较多，其思想是对《尚书》《周易》《诗经》思想的发展，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公共价值和伦理问题的凸显不言而喻，以开放包容的思想开拓了先秦儒家思想的未来发展路途，凸显儒家思想的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

[1] 《论语·述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2] 《论语六·为政篇下》，卷二十四，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78页。

[3]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6页。

[4] 《论语·泰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5页。

[5] 李长泰: 《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6]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01页。

[7]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页。

[8] 《大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9] 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10]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

[11] 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12] 《论语·颜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

[13] 《论语·述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14] 《论语·为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4页。

[15] 《论语·八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61页。

[16] 《周易·系辞上》，《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9页。

[17] 《礼记·礼器》，《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1页。

[18] 《论语·颜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