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理论探索的旨趣与特征

一、晚年理论探索的旨趣与特征

如果说，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东西方社会的比较分析之中，那么，在70年代中期以后(即通常说的“马克思晚年”)，这一理论则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社会史尤其是俄国公社的研究上面，即重点体现在对俄国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面。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除了继续研究《资本论》外，很大精力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是以浓厚的兴趣研究世界史。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马克思写了4本关于世界史的笔记，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这些笔记大约有105个印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份手稿时，将其命名为《编年摘录》。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又以《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正式出版。^[1]二是重视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搜集、研究了各种实际材料。阅读了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最后形成了五本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2]、《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3]。这些笔记具体阐明了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深入探讨了当时在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笔重要财富。

但是，与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最为密切，真正代表这一理论研究思想高度的，应该说还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即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于他晚年与俄国一些学者、政治活动家的通信和有关文稿中，如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的一、二、三稿，1882年1月21日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尽管这些通信和文稿的篇幅不算大，但却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新的火花、新的发展。

为什么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问题产生如此兴趣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一些俄国学者和革命家不断与马克思通信联系并讨论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社会革命实践发展提出的问题引起的。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之后，东方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怎样发展？是走西方的道路，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走出另外的新路？这都是实践提出的新的重要的问题。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予以高度关注。马克思也正是借助于对俄国公社发展命运的讨论，对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看法是和他的世界历史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俄国公社的特殊性，马克思并不是孤立地加以研究，而是将其纳入到世界历史视野中予以审视，因而对于俄国公社未来发展的看法，不是仅仅就公社本身推论出来的，而是从公社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中提出来的。可以说，离开了世界史观，就没有俄国公社发展“跨越”观点的提出；反过来，离开了对“跨越”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很难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二者相互渗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正是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得到充分体现的。

在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中，有人曾经这样提出：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认为世界是唯一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也是唯一的；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改变了这种思想框架，认为历史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这里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是否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主观臆断，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不难回答的。马克思在70年代中期后之所以认为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并不是由于他摆脱了世界历史思想的束缚，而恰恰是借助于这一思想而得出来的。其每一步分析，都是放到世界历史的格局中来进行的。离开世界历史，何谈跨越，甚至根本就提不出跨越问题来。因此，决不能简单地认为70年代中期后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发生了“断裂”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