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理论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在领导农民运动实践的基础上和在同陈独秀右倾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从1926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准备北伐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阶段。北伐战争前夕,广东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并在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特别强调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会议指出,要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把革命政权推向全国,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援。“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拥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43]会议强调,为了准备北伐战争,“要在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44]。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崛起,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右派分子大造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使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化。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从“二次革命论”出发,一味以妥协退让来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在农民问题上,由于对地主阶级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缺乏理论上的分析和明确的认识,割裂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把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同国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要等到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因而不敢放手发动农民运动。在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陈独秀等人更对农民运动在武装问题、政权问题、农民经济要求等重大问题上作了限制性规定,影响和束缚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由于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给所经之地的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为了回答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就需要从理论上阐明国民革命中心任务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问题。适应这一要求,毛泽东总结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于1926年9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地主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其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而他们“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中国革命对象从根本上说,乃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即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首领”,军阀不单单是一种独立的武装势力,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从地主阶级土壤中滋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不打倒地主阶级,便不能打倒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至关国民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对于地主阶级及其与军阀势力的联系所做的科学分析,在当时确实不多见,它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奠定了阶级基础,为农民阶级起来反抗地主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曾多次论述过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着重指出了农民在打击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的地主阶级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因此“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为此,毛泽东满怀革命革命的激情提出,要有大批同志,立刻下决心去从事农民运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已隐约感到革命的重心在农村,这是创造性的思想闪光,也可以说是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先声。

对于怎样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二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阶级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这样,毛泽东就从夺取政权的高度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的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尤其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对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1926年底,爆发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以贫农为主的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向封建势力发动了革命的大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的唯一政权。掌权的农民随后又提出了土地要求,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归无地少地的农民所有。整个农村处在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中。面对农村大革命的形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及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既仇恨又害怕。他们伙同逃亡到城市和军队中的土豪劣绅大叫大嚷,恶毒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并疯狂地对农民运动进行反攻倒算。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陈独秀仍然推行其右倾主义政策,并通过1926年12月的中央特别会议,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他们被蒋介石掀起的这股反动逆流所吓倒,也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把党内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主张视为“左”倾,认为土地问题“乃是研究室中的问题”,拒绝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并采取了压制和限制农民运动的政策。

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压制和限制农民运动的政策。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澄清部分党内同志对农民运动的模糊认识,他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获得大量准确反映湖南农村大革命的第一手资料。2月份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3月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同时,还和陈克文等人一起,起草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宣言,接着又在土地委员会上多次就农民问题发表讲话。这些文章、报告、讲话,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驳斥了党内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第一,再一次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45]而农民运动正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正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46]据此,毛泽东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尖锐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在反革命立场去了。”^[47]

第二,全面提出了解决农民政权问题、武装问题及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他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48]打倒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49]为了解决农民政权问题,毛泽东不仅肯定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必要性,而且还强调必须立即纠正农村经过暴风骤雨革命后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

为了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他充分肯定了农民起来打倒民团,从地主手里夺取武装的革命行动,提出建立新的农民武装。“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50]

毛泽东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农民土地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25年10月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就提出过,但在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上却被陈独秀所否定。毛泽东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争取可靠的同盟军。他特别强调,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说,随着革命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不应束缚自己的手脚。

第三,毛泽东还通过分析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表现,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怎样领导农民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引下,湖南等农村大革命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进一步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进一步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开始部分分配土地;同时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的开展起来。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第一次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当时全党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仍然估计不足,特别是陈独秀等坚持右倾主义路线,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会破裂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和立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反对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直接指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我们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

总之,这个时期,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懂得不多,而且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了解的不够,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还缺乏完整统一的理解。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一些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还缺乏经验,因而导致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帝国主义者干涉和同盟者叛变的情况下,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许多同志,在艰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问题的可贵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产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注释】

[1]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年5月5日。

[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

[3]《先驱》第1号。

[4]《先驱》第1号。

[5]《先驱》第5号

[6]《先驱》第8号。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页。

[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9]《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10]《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1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1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1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0-15页。

[1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3页。

[1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6页。

[1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6页。

[1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16页。

[18]《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

[1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0]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1]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2]《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2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第24页。

[24]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6月。

[25]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

[26]《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2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28]同上书,第74页。

[2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30]同上书,第78页

[3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32]《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1925年1月。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4]同上书,第4页。

[35]同上书,第4页。

[36]同上书,第4页。

[37]同上书,第4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40]同上书,第9页。

[41]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42]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1925年11月21日。

[43]《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

[44]《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

[4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4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48]同上书,第17页。

[49]同上书,第23页。

[50]同上书,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