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策略旨趣

第一节　“元勘”科学：SSK的策略旨趣

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库恩基于对科学认识过程分析所提出的历史主义科学观虽然不曾离开认识论，本质上却是属于社会学的，它表明，新的科学价值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科学家则出于非科学的理由而支持新的科学价值，他明确指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群体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科学知识的群体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¹⁾因此，正是由于库恩将社会因素引入了科学的认识过程，他的工作有效地粉碎了科学哲学家对事实/理论的区分，表明科学中的基本理论转换不只是用独立与情境的推理和评价标准预言的、对不断增长着的关于实在之知识的理性回应。既然科学是科学家集体从事的事业，科学家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人，因此，要真实地把握科学，就必须关注科学家集体在做什么，他们为何要作科学研究，以及结果如何。传统科学哲学及科学史对科学的说明与描述都是“辉格式的”或者“回溯式的”，只有关注科学真实发生的过程，才能发现、把握“真正的科学”。于是，巴恩斯、布鲁尔、马尔凯等一批学者一改将科学家看作不过是一个“判断傀儡”（judgement‐dopes）或“规范傀儡”（noem‐dopes）的默顿传统，将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因素作为科学知识的“内生性”因素，并将它们引入科学知识生产、传播、接受、争论等的分析，对科学进行“元勘”（Science Studies），他们指出：“‘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Mulkay，1979：95）。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局域知识，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知（如宗教、意识形态、常识）一样，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²⁾于是便开启了由默顿学派封闭了的科学的“黑箱”，研究聚焦于探究蕴涵在科学研究行动之中并由之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建构、估测和评价包含着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从而便导致了对传统知识论的基础的釜底抽薪式的反叛思潮——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出现。

按1999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辞典，“社会建构主义，它虽有不同形式，但一个共性的观点是，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坚持社会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释。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建构”⁽³⁾。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就是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纵然自然世界独立地存在着，但是自然世界的“实然”状况在科学家建构知识时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自然客体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观念之外，科学知识是人类的产物，是使用特定时空的文化资源所制作出来的，而非仅对原先就已给定的自然秩序的揭示。换句话说，“实在是我们制造的，而不是被我们发现的”，这便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根本信条。

社会建构主义者对科学进行“元勘”的策略旨趣主要有⁽⁴⁾：以社会利益分析“科学争论研究”、从社会—历史角度“元勘”“科学文本”、用人类学方法“元勘”“实验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