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的策略

三、改进的策略

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跨学科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不妨提出三点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一)以国家政策为引导，积极拓展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

如前所述，跨学科研究实际存在个体、群体和国家三个层次。其中，个体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某位研究人员的跨学科素养和意识，其开展跨学科研究工作的难度较大，要取得重大深入的研究成果费时较长。群体层次的跨学科研究，则是通过多位研究人员、机构内部或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行，其成功的几率取决于群体内部研究人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和沟通效率。国家层次的跨学科研究，虽然较之前两者有更多的优势：一是有相对充足的研究经费作保障，二是有国内杰出研究人员的参与，这些都有利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推出重大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科学研究的自在性，也使得国家难以完全捕捉到所有重大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予以实施，此外，国家的财力也决定了国家层次的跨学科研究范围的有限性，而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的跨学科研究则由于自身队伍的庞大和研究兴趣的广泛性，使其能极大地发现和拓展跨学科研究的课题，以弥补国家层次跨学科研究的不足。因此，国家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研究经费以解决重大而且紧迫的跨学科国际关系问题，而且还要从政策上适当关照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自发的跨学科研究，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自觉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风气。同时，国家还需通过调整教育体制和实施跨学科研究社会工程，大力推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门类之间实质性的跨学科交融。

(二)以科研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跨学科研究资源的有效整合

其一，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灵活配置跨学科研究人员。跨学科研究能否取得实效，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根据问题解决的需要，将最急需的研究人员配置到合适的研究岗位上。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跨学科研究迟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人员被牢牢地钉死在某一个特定的岗位、机构和区域，这不仅直接束缚了研究人员本人研究才能的发展空间，而且也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浪费。因此，要改变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跨学科研究存在的不足，就有必要对研究人员的配置机制加以改革，实现从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向研究需要配置机制转变，以学术研究的需要为出发点，将研究机构内外的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领域加以灵活的组合配置，组建时效不等、人数不等、经费不等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一旦问题得以解决，该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的使命则即告终止。目前，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研究人员配置模式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应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

其二，提供各种交流对话平台，促进跨学科研究参与人员的思想互动。围绕一个跨学科问题，不仅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参与人员的积极互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明显不足不是没有多学科人员的参与，而是参与的各学科人员缺乏实质有效的互动，彼此之间更多的是独立工作，独立成文，最后的研究成果也多以不同学科人士论文的机械组合而告终。究其原因，恰是该研究项目的组织者只注重了多学科人士的参与，只注重了项目研究的多学科形式，而忽略了多学科人士就同一问题和同一问题的核心内容展开深入的对话和辩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跨学科研究的实质：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同一问题做深入细致的剖析。而要改变这种只求其表不求其里的跨学科研究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为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各学科研究人员提供思想交流对话的平台，要让他们彼此了解对方对同一问题的多样化看法，并去伪存真。这样的平台既可以是学术会议，也可以是电话交流或面对面交谈。

(三)积极拓展和深化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欧美国际关系学科自创立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改造，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就分别受益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启示。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顺应和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就没有理由不去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就不能只满足于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跟屁虫，而应放开眼界，以问题为导向，大胆地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尝试性地加以应用，逐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理论和方法，毕竟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而又充满新时代特征的国际关系问题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