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社会政治状况的变迁，意识形态都会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服务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建设路径不断拓展和创新。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三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建设路径。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及时总结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任务与发展规律，形成了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规则，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和精神支撑。
（一）灵魂重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往往不仅是历史的伴随物，而且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选择。邓小平深刻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5]邓小平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消融了极“左”思潮在人们心灵中聚结的思想坚冰，树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的灵魂，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完成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意识形态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建设意识形态的转型。
（二）主题凸显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知构成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主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建构，始终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为逻辑主题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缘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产生了诸多误解和认识偏差。他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7]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应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有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也就能正确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29]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由片面上升到全面，由抽象回归具体，从虚幻走向现实。
（三）价值归位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能否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价值支撑，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与价值指导，最终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否真正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段时期内忽视了社会主义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缺乏应有的社会认同度。邓小平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科学归位。“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根本愿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价值追求，这就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成员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应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倡导平等、正义、公平、合理的价值理念，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先富与后富、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互动关系，形成具有广泛认同度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判断体系。
（四）功能再造
促进生产力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崭新定位。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停留于维护经济基础本身，而是通过服务于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位曾一度被简单理解为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最终目的。其结果造成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本应有的互动关系失去平衡，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决策与现实条件产生脱节。邓小平纠正了这种对意识形态功能认识的偏见，把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到促进社会发展，特别是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上。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仅仅体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上，而应全面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30]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要发挥其思想文化建设的巨大功能，又要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建设的服务功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江泽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当今世界与中国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高度。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开拓了广阔空间
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通过积极调整自己的理论和策略，在保持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相对稳定与连续性的前提下，适时更新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其结果既有效地减少了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内部阻力，又使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生机与活力，能够及时应对来自实践中的挑战。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内涵予以深刻的现代诠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则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赋予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回答了在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进而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通俗表述，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使之不仅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论证与科学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导向功能。
（二）突出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理论界出现的“淡化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论调，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工作被边缘化的现象，江泽民通过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性作了明确界定。他深刻指出，意识形态“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与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31]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以“创新”为标志，形成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基调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32]。创新的实质就是“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33]以“创新”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体构想，已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立足点。为此，要敢于站在时代的前沿，学习当代社会进步思想，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认真研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研究不同层次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机制、新方式、新内容，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
（四）以发展先进文化为载体，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平台
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以文化为载体和外延的趋向愈加明显。一定的文化，往往标识着国家、民族或团体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持久的人文精神资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既继承了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又吸收了邓小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必须以广阔的视野和面向新世纪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那些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这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涵盖了文化发展的广阔领域，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其根本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丰富发展
面对物质生产的理性批判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矛盾纠葛，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进一步回答。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34]。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社会形态、世界观、方法论、路径、主体等方面完整地回答了中国发展的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它不是技术发展观，而是社会形态发展观，对于世界的未来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无论是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是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们的劳动、实践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
（二）丰富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大大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科学发展观把发展当作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作为根本目的，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内涵，把“五个统筹”作为发展的方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
（三）丰富和突出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集体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计划经济年代，价值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单位人”，他们生存的基础是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个人的利益存在于集体利益之中，离开所在集体，个人无以生存。与此相适应，我们形成了一种高度强调整体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画等号，作为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或淡化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今天，单位人已变成社会人，集体利益有时表现出不再完全与个人利益一致，而当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产生冲突时，它可以选择服从集体利益，也可以选择谈判和抗争，社会也开始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诉求。事实上，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合理的成分，比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立、个人价值、个人奋斗、自我实现、自主精神等，个体性内容的丰富和发展，还能促进集体中人的价值的发展和升华，这无疑是对集体主义有益的完善和补充。因此，在社会经济成分和价值主体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如何创新集体主义精神，是当下主流价值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在这方面作了方向性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国家作为集体的单元，在这个大框架下给予个人权利与能力的发挥以最大的尺度，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重要的目标，提出坚持人人平等原则，把尊重个人权利与潜能等观念作为主流价值观提出，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集体观念的冲击，而是在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对集体主义的完善和补充，这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四）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
科学发展观把执政使命与执政手段、执政价值观与执政方法论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传统发展观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业已出现的自发性理念的矫正，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道德。首先，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以人为本”对“以物为本”的矫正。“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以“财富”为中心和归宿。“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35]其次，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基点上实现了现实“民生”对抽象“民本”的矫正。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创新意义就在于明确了这个“本”的现实基点——把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状况上来。民生问题不仅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解决民生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是社会进步和政权兴替的关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口。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指出：“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6]再次，科学发展观在人的发展目标上实现了“以权益为本”对“以财富为本”的矫正。人的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个人收入的增长、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真正触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真谛。传统发展观以GDP的增长为目标，或以人民收入增加为满足。“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固然重视这些要素，但认为财富、收入的增长仅仅是手段，而人的发展才是目的。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仅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济的增长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人类发展。最后，科学发展观在价值追求上实现了“关注公平”对“效率至上”的矫正。传统发展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基础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入手，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矫正，在毫不放松对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创新意义正在于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在于寻找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结合的合理机制，寻找两者的结合点。
（五）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和谐观
任何发展都离不开对本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具有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和睦相处的“类意识”和“类情怀”。“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37]。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内政上，而且还体现在外交中。“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它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中国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总的理念是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38]世界和谐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谐的重要基础。发展促进和谐，不发展就谈不上和谐。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和谐世界所追求的发展，应该是各国普遍、共同繁荣的发展。
总之，要成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国际社会确立一种认同，必须具备制定或创设规则的能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这也是衡量其参与国际事务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和谐世界理念，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身份的认同，推动了国际事务里中国话语的产生。同时，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观，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带有浓厚零和思维的现实主义，有助于改变人们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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