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五、“卡夫丁峡谷”再研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欧洲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事实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在他们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国家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不是这样。那些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国家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原来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却选择了社会主义。

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落后国家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伟大创造，还是少数人将国家引入歧途？这些问题是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十月革命后不久，德国的考茨基就说，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活不长的。俄国的苏汉诺夫等人也认为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当时批驳了这些观点。许多研究者为了论证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的甚至把它上升为马克思的东方理论。

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含义

“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引用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马克思在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的痛苦发展过程。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二）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背景

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针对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问题提出来的。

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俄国除了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这种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组织。这种村社制度在农奴制废除后，是会被摧毁而进入资本主义痛苦的发展过程，还是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在俄国，这是个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俄国同样要走西方国家的路，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俄国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俄国的村社制度能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即相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旧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可以说，最早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当时还有许多俄国人都在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后来，俄国的民意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就这个问题询问过马克思。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1]查苏利奇在信中表示，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能则写一封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

早在1880年12月，马克思曾答应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对有争议的俄国村社前景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一直未兑现。马克思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后，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三）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要完整地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和正式复信的内容。

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登载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中包含有对《资本论》的误解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从马克思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马克思在信中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俄国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假设句。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道路走下去的话，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如果有重大事变使俄国中断或阻止走农奴制改革后所走的道路的话，俄国有可能避免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当然，这个中断或阻止不可能是倒退，而只能是革命。这里的关键是历史会不会给俄国提供这样的机遇。

为了回答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写了几个草稿，说明他在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在草稿中，马克思说：“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俄国当时的情况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目前状况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

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很明白，俄国村社的土地是公有的，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相当发展，如果能够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将机器应用于农业耕种，那么，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必瓦解就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这样就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土地的公共占有与大机器生产结合起来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细致，甚至连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机器耕种这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了。马克思还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3]这里又是用的假设句。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果这些假设条件不存在，那就另当别论了。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说，“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的民意党人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的，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4]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和正式回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俄国的农村公社具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的土地是公共占有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典型的国家，这种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

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没有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影响，能够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但怎样创造这样的条件呢？马克思没有具体回答。

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如果俄国革命先发动，进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并都取得胜利，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什么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因为俄国村社的土地是公有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会帮助俄国，可以为俄国农业提供机器装备，使俄国的农业生产建立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仍然用的假设条件。反过来说，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假设条件，那末俄国的村社制度就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四）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也谈到俄国村社制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他指出：“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5]恩格斯在这里明白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俄国农村公社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俄国提供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使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形式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

1894年1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6]如果“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7]“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8]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或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在那里已被战胜，社会主义生产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先进国家不仅给落后国家以示范，而且会帮助落后国家，为落后国家提供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落后国家的社会生产也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之上。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就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力的矛盾还没有到根本不相容的程度，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都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还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都不能得出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恰恰相反，落后国家只有在先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后，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才能避免或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

（五）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说落后国家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那么是不是说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落后国家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可以夺取政权的。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并没有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问题，而这是当时俄国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顺应了人民的这种要求从而取得了政权，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人们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努力，最后由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也是历史的选择。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或者说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应该说，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不要急于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直接运用于俄国，结果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民广泛的不满。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就是人民不满情绪的反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说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要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具体说来，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要完成三大任务。

第一，消灭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过去，我们的一个重大错误是脱离物质条件来谈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看成主观意志的产物。似乎社会主义不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即使在刀耕火种的地方也能实行社会主义。当我们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起人民公社制度后，还骄傲地说跨越了几个社会形态。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可笑。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9]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说，落后国家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因为这个物质准备的过程比发达国家要长得多。

第二，培育民主，切实建设民主政治。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而不是建立专制政治。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会随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自然地完成了。

俄国和中国的实践证明，不完成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能建立和健全起来。社会主义既然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进步的制度，当然也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民主的制度。过去我们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忽视民主政治建设。斯大林体制就是不民主的体制。它给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同这种体制实行彻底的决裂。

第三，充分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以及各种自由，而不是加强思想控制，限制自由。过去我们在实践中不适当地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压制。人们因思想言论问题被迫害的情况相当普遍。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上，要改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为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交流和讨论的体制。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交流和讨论；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讨论。使不同的意见有表达的渠道、阵地、方式和氛围。这样，有利于理论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科学的昌盛、社会的稳定，人类的进步。

这三大任务都属于民主革命的任务。过去，斯大林建立的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如果能够经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可能更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现在，严格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总结历史经验，目前我们至少要补三个方面的课：一是补市场经济的课，二是补民主政治的课，三是思想自由的课。我们最终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8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51页，第4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51页，第441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68～26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500页，第510页，第502～50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500页，第510页，第502～50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500页，第510页，第502～5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