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标准是经济文化的根本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也就是经济活动。经济文化是对经济的观念把握，是对经济的看法和观点，核心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

经济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恩格斯对此思想极为肯定，他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6]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人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们的翘盼，得到人们的肯定，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希冀经济发展快些再快些，是不言而喻的。而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有没有边界问题，有没有有效性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经济要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经济发展能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经济发展能不能最终都服务于人类，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

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发展与诚实诚信、利益协调、公正分配等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分配问题，也即人们常说的效率与公正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是统一的，效率与公正是一致的。亚当·斯密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利的、利己的，经济的出发点也是利己的。但他认为道德却是利他的，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有利己和利他的矛盾，存在有道德问题。而他主张解决经济发展的道德问题就在于经济发展本身。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通过经济要素之间关系的调整，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他还专门提出一个概念把这叫做“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实现社会和谐。

在《道德情操论》里，他通过“看不见的手”说明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实现了社会生产物在各个人身上的物尽其用。如他说，无论何时，土地生产物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数。富人们只是从这些收获物中选取了最好的和最宜人的。尽管他们的天性自私和贪婪，他们消费的还是比穷人们多不了多少，虽然他们只为自己的便利打算，虽然他们从其所雇佣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中所呈示出来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自视过高的和极贪心的各种欲望，他们还是同穷人们分享他们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对生活必需品做出与那种分配——要是土地在各种居民间平等分配时就会对生活必需品做出的分配——几乎一样的分配，他们既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也不知道这样做，他们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增进了社会的利益，并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了财富。这就造成了相互利益，相互利他，实现了利他和利己相统一的道德目的。

在《国富论》里，他认为“看不见的手”这一独特的市场机制能够在整体上把个人的利己转换成利他的结果，从而使社会在总体上消除利己和利他的对立，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如他说，确实，他通常既没有打算去促进公共利益，他也不知道他将会促进多少公共利益。他更愿意选择支持国内产业的投资而不选择去支持对外国产业的投资，他所考虑的仅仅是他自己的资本的安全；他以能使其产出可能具有最大价值的方式去指导、支配他的生产，他所打算的仅仅是他自己资本的增殖，他在这一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意图内的目的。

这种观点隐含的意思是，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能够克服社会分配不公，促进平等的扩大；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经济发展决定社会进步。总之一句话，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同，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发展，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经济的发展。追求社会的进步，就必须追求经济绝对量的增长。经济发展，经济绝对量的增长，不仅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更成为人活动的目的。而经济发展又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量度，因而，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就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尺，追逐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就成为人经济活动的目的。有充分理由可以理解的是，在经济短缺时代，这种经济发展观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问题的经济发展观，这种问题经济发展观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丛生。就连它许下的经济发展将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分配不公会随之消失等承诺，也反其道而行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因而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工业革命使财富总额大幅度增加，但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阶级却可能只是人数增多，而其生活水平和教养都无所改善。他提出经济发展应该惠及人民大众的观点：固然，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来说，一国在人口与资本的增长方面不大大落后于领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罗尔斯认为效率原则不能作为调节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效率原则、发展经济虽然也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其主题应该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在《正义论》一书中写道，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当一种公平的社会正义被视作为确定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分配而提供的一个标准时，这个标准不可混淆于确定别的价值的原则，因为社会基本结构和一般的社会安排可能是有效率或无效率的、自由或不自由的等等，就像它可能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一样。公平的正义原则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而社会和经济立法的积累效果就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详细说明。一个经济体系不仅是一种满足目前的需要和欲求的制度手段，而且是一种创造和塑成新的需求的方法。对效率的考虑仅仅是决定的一个根据，且常常是较为微弱的一个根据。公平正义原则的自由优先权表现了对各种基本社会善的一个根本的偏爱，决定了自由相对于社会经济利益的绝对重要性。罗尔斯主张：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是确定一个制度或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规则或整体规则，而效率原则仅仅是为了某个特定目标而被使用的策略或准则。公平原则具有更基础的地位，是最高伦理目标，而效率原则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处于从属地位。

罗尔斯“公平优先于效率”的观点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现在在发展经济中，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的哲学立场问题，赫然进入人的视野，引起人们更为高度的关注。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诸如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枯竭、生产事故频繁发生、劣质产品和有害产品充斥市场、经济活动中人际关系紧张及社会动荡不安等，也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对此，不少思想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将工人置于大规模的、资本家所有的工厂控制之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劳动都变成均等的和可交换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

舍勒指出，现代化经济发展笼罩着技术工人本身的“产业精神”的生成和泛滥。这种精神使有用性和工具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和有机价值之上。这不仅是一种经济秩序的扭曲，而且也是一种价值论层次的扭曲。

海德格尔认为当代支配的愿望演变成争夺地球统治的斗争，其实质表现在现代技术中。现代技术是挑战、安排、操纵、控制和整理自然。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品工业。人们设置空气以让它交出氮材料，为矿石而设置土地，为铀之类的材料而设置矿石，为原子能而设置铀。现代技术不是人可以加以控制的手段，而人自己却被现代技术安置，不是人占用现代技术而是现代技术占用了人，人只有被现代技术占有才是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构架”。现代技术不同于前工业的技术，现代技术造成了所谓的“技术问题”，即技术与人的异化以及技术对于人的控制问题。现代技术远远超出了人的主体性，并且这种超出被硬化、形式化和构架化了。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在极其活跃、创新、自由和有能力的外表下，我们看到的是缺少灵性和构架化了的人。这就是现代人的历史命运。

总之，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在给人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直接而严重地伤害人、扭曲人、打压人。这种状况促使人重新进行经济文化的思考。

不少人把目光投向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什么环境伦理、自然伦理、经济伦理、技术伦理等应运而生，其中不少人也取得了令人折服的可喜成绩。

马克思独具慧眼，把目光投向经济发展的尺度问题。

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人的经济活动是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人的尺度同物的尺度一样也是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把尺度。人的尺度，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需求、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现实力量、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发展规律等给人的经济活动所设定的尺度。人们应当“以无愧于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只有既遵从物的尺度，又遵从人的尺度的生产才能是无愧于人的方式的生产。

经济发展中人的尺度的问题，是经济文化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哲学立场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哲学人学认为，人是世界主体，世界是人为的，人为的世界是为人的。经济是人为的世界事物，经济发展是为人的。经济活动的实质，是人以人的尺度把握经济，占有经济事物，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把它们变成自己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以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利于人对世界主体本质的占有和实现。

人是世界主体的立场，世界是人为的人为世界是为人的立场，就是哲学的立场。它是经济文化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心是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经济发展的哲学立场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边界问题、效用问题。立足于人利于人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损于人害于人的经济发展是僭越的无效的。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不是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决定力量，也不是其根本标志。经济发展不是要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它有边界问题，有有效性问题。其边界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超出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发展都是僭越的；其有效性问题也是人的问题，有害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发展都是无效的。经济发展快比慢好但不是越快越好，问题在于哲学立场。立足于人，利于人，经济发展快比慢好，而且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