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最根本的道德法则

中国有一句俗话：“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最大的简化就是人类最质朴的道德法则。无论是公司的老板还是公司的员工，都应该遵守最质朴的处世法则。

（一）化繁为简的智慧

“不许撒谎，不许给他人添麻烦，要正直，不得贪得无厌，不许只考虑自己私人的利益。”

这些话，我们可能似曾相识，不错，这些就是父辈教导我们怎么做人的话，也正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管理公司的座右铭。

稻盛和夫并非管理专业出身，而是工科出身，当他办“京瓷”时，他没有所谓“现代管理”知识。但是，他认为，不论是做人还是管理企业，都应该遵循最起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的根本道德规范。他说：“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标准，也就是通情达理的原理，遵循这个原理进行经营就不会茫然失措，就可以行进在正确道路上，从而使事业走向成功。如果要寻求我成功的理由，也许就是一点，亦即，也许我的才能存在不足，但是，我见识了一种单纯且强有力的信念——追求人间正道的做人原则。”

在日本，一说起人类应该具备的伦理道德，人们都认为不合时宜。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道德作为思想教育被错误地利用了，导致战后日本在深刻反省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道德几乎被视作禁忌。

但是，稻盛和夫却认为，道德准则是人类社会的智慧结晶，曾经在人类发展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应该是规范日常事务的坚实基础，这样的法则同样也应该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稻盛和夫呼吁：“但是，难道不正是现在，让你们越发迫切要求恢复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所必备的最根本的原理原则，并遵循这个原则认真地度过每一天吗？我认为重新恢复极其重要的智慧的时机已经到来。”

稻盛和夫用人类最质朴的道德法则管理公司，结果他创办的两个公司都进入世界500强。公司里上到他本人，下到普通员工，都奉行这一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规则理念：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自己的分内事。

（二）本来没有那么复杂

人心本来没有那么复杂，是自己把自己弄复杂了，把别人也弄复杂了，把老板、同事和下属的心都弄复杂了。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心，而是以老百姓的心为心。

我们不是圣人，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凡人无常心，但以他人心为自己心。”想一想，老子的话是多大的智慧啊。我们知道自己的心，就知道了别人的心，知道了别人的心，也就知道了自己的心。那天下还会有那么多的猜疑和不信任吗？

以他人心为自己心，我们可能还不明白如何待人处世。看老子是如何说的吧：“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良的人，我以善良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良对待他。这样天下人的品德就都善良了。圣人立于天下，要收敛谨慎。让天下人的心灵都变得淳朴，百姓都专注于自己的视听，圣人们都变得像孩童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对于善良和不善良的人，都用善良去对待；对于诚实和不诚实的人，都用诚实去对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时间一长，我们肯定得到的是别人的善良和诚实。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愚蠢怪圈。

“圣人无常心”，意思是圣人永远不要有自我意志。不能从自我意志出发去决定好恶、判断是非，也不能以自我意志去限定百姓意志。而要反过来，以百姓意志为主去决定自己的意志，这就叫顺应自然、符合大道。这样，圣人与百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才能被打破，距离才能消除，从而达到人我合一。

我们也是一样，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要善于理解他人、顺应他人，这样时间长了，关系才会非常融洽。

当今社会人心变得复杂，很多人往往是执着于一个观念和意志，当这个观念和意志与自己亲近的人或与大家不相同时，就觉得别人错了，自己是对的。可是别人并未改变他们的观念意志，也没接受你的观念意志，于是就产生矛盾、困惑、不开心、郁闷、痛苦。其实也许只要我们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意志，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他们想的才是对的，自己的是错的。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何来郁闷、痛苦？

为什么对待“善者”和“不善者”都要用善呢？

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强权的手段（如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一个国家（或事业团体），使其子民（员工）随顺，采用强硬的刑罚以压服的方式来约束他们，使他们做到所谓的“安分守己”，这只不过是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的现象，表面上一派和平。假如，以礼仁之德法双彰的方法、行为来感化人民随德存仁，以礼仪之法度引导人们提起相应的礼人之心，那么人人都会做到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弃除自己的不良习惯、丑恶心理，进而长期保持不变。

我们在生活中，也不妨这样。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应以理服人，最好是将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作别人的榜样和楷模，而不是以惩罚的方式——那不过是暂时压制住了别人的不服气。这样一来，团队一定会越变越和谐、越来越好。

（三）恪守道德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早在两千年前，《礼记·大学》里就谈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做人、干事、谋财，莫不如此。

拥有200年历史的著名老店——巴林银行，结果却毁在一个期货操作员的手里。

全球第七大集团——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也是源于主管挪用公款。

许许多多的企业，总难免长有一批“蛀虫”，在侵吞挥霍着公款。每年由此给企业和社会造成的经济与信义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大批毕业生不断涌入人才市场的今天，企业却苦于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人才。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会思考：这些恶性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制度存在漏洞，这不能否认。但制度漏洞不过是此类事件出现的条件而已。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所用人才的品行操守有问题。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好的制度，如果让“魔心”之人来操纵，也一样会钻空子、出问题。其解决的关键，是要把人的利欲熏染之心，化归为道德仁义之心。

因此，对企业人来说，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有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学专家，深谙此道，在女儿年幼时，就全力地培养她三个观念：

（1）吃亏是福。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存占别人便宜之心。

（2）要为他人着想，为所在的集体着想。

（3）做人要诚实无欺。

不仅如此，他本人用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悉心奉养6位老人：祖父母、父母和岳父母。他的孝行潜移默化地熏染着女儿幼小的心灵。

在这种家教下长大的女儿，大学时代，就常常从家里带饭菜，给外地不能返乡的同学送去家的温暖。进入一家世界知名企业之后，她谨记父亲的教诲，成为中国员工中最高层的管理精英，其间的经历是耐人寻味的。

工作不久的女儿，因为经验不足，造成了公司几十万元的损失，而损失本身是她在自我检查业绩时发现的，公司上上下下尚无人知晓。此时，依凭她的学历和几年的外企工作经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悄然跳槽离开，逃脱责任，避开责罚。

但她明白，这样的工作失误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的话，公司的损失可能会高达上千万元。在这种人生抉择的关口，她是如何选择的呢？

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她不能置公司的损失于不顾，不能做不诚实的人。她决意向公司的上层领导坦白这一切，并做好自己将被公司开除并清偿损失的准备。

她歉疚地坐在外资老板的桌前，将自己造成的损失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然后坦诚地说：“我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老板望着这位诚实可靠的员工，感动地向她宣布：“你就是公司要找的人才、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才！”随即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珍爱的笔，送给了她。

此后，领导不仅帮她想办法挽回损失，还把重要的工作委派给她，对她着意地栽培，几年以后她已成为中方最高的管理者。

即使身居公司要职，她也从不收受任何形式的贿赂和回扣。在当今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她的脚跟站得很稳。

父亲谈起这样的女儿，笑意盈盈，内心无比宽慰。他说：“孩子从小接受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教育，她今天能在同辈中出类拔萃，证明这样的教育有着实实在在的益处。不按此法教育，就是把孩子的未来给毁了啊！”

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为我们总结出一个企业人成功的根本点就是德行教育。这样的人才不仅是企业最需要的，也是维系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

古人云：“德薄人存难。”一个人没有德行，走到哪里都难以成功。而德行的根本在哪里呢？如何做才是落实自然之道的德行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

在家庭中，子女们能孝顺父母，就是为人子的德行表现；在企业中，员工勤奋工作，领导者爱护下属，以仁义之心对待，下级对上级忠信有礼，这就是企业人的德行，亦即是《论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体现。

由此可见，道德并非空洞，也非遥远，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几乎是须臾不可离也。甚至我们的一言一行、做人处事的存心、态度、次第和方法，莫不由“道德”贯穿其中，方能奠下基础，立足于社会。扩而大之，社会的安定和谐、国家之兴盛，亦莫不赖此“道德”来维系。

（四）敬业乐群

敬业精神是人尽皆知的平常话题，也是一个实践性话题。道理并不精深，然而它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话题。

21世纪中国人最缺的是什么？敬业精神！培育和弘扬敬业精神是社会的需要、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单位的需要，也是个人的需要，是职业时代的一种时代呼唤。

“敬业”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敬业乐群”这一句话。

我国大理学家朱熹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专注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来，一点旁骛也无，便是敬。

为什么要敬业呢？

梁启超说：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剖析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

“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这是梁启超的金玉之言。如果认识到这句话的真谛，一个人无疑会开始幸福的人生。

梁启超认为有人间第一等人，但是他认为的人间第一等人，不是职位高低，而是能不能敬业。他说：“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如何做第一等幸福之人呢？就是要把一样工作做得圆满，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

《庄子》中有一则记佝偻丈人承蜩的故事。佝偻丈人用长竹竿粘高树上的蝉，达到百发百中、出神入化之境。别人问他何以能如此？他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蜩翼，就是蝉的翅膀，这就是指微小琐碎的事情。天下是大的，万物是无穷无尽的，而我就知道眼前这微小的事情，这就是专心。

佝偻丈人就有可贵的事业意识。

曾国藩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用心专一，精神就会凝聚。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一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这以外的事情。这些都是用心专一的至理名言。

微软聘人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敬业精神。比尔·盖茨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认为，一个员工在公司里发展，关键的一点是看他能不能认真地对待工作。能力不是主要的，能力差一点，只要有敬业精神，能力是会提高的。

所谓业，有学业、职业、事业。所谓群，有比较固定的群，有比较流动的群。我们在从事学业时，日常相处的有师长、同学的一群；我们在从事职业时，日常相处的有主管、同事的一群，这都是比较固定的群。我们在从事事业时，则视其事业范围之大小、社会关系之广狭，而其日常所相处、所交接的，便有其大大小小的人群。所谓敬业，就是不论学业、职业、事业，每做一件事，都要专心无旁骛，认真不马虎，勤奋不怠惰，谨慎不疏忽。所谓乐群，就是日常与所交接的人相处得很和乐，同时使人人乐于与自己相处，最好是使不和乐的一群变成和乐的一群。

任何一个人，要想学业有成就，职业有保障，事业有成功的希望，一方面要靠自己能专心致志不断努力，另一方面要靠师长、同学、主管、同事们及一切所与交接的人都愿意不断予以指导、帮助。前者要求在读书、做事时专心有恒，精勤不懈，使人认为有希望；后者要求处处忠于所事，无所苟且，使人认为可与和乐相处，这当中包含有德行、才能以及得人和的诸种条件。而人之所以能具此诸种条件，就在于平日能敬业乐群、积渐养成。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读书、做事，都是苟简草率，一切只求敷衍过去，自然是书也读不好，事也做不好，任何人都不敢寄予希望或对他存有信心；倘若性情乖僻、傲慢，与人合不来，或是心术不好，处处搬弄是非，使人心怀戒惧，更是无人愿与其接近或同事了。各位想一想看，这种人还会有什么前途？

再从个人说到团体，无论大小工厂，其成功条件主要有：第一是工作效率高，出品精良；第二是社会关系广，信用卓著。前者靠职工的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以及大家的和睦相处、同心协力。后者靠为人心胸宽广、与人和善、诚实守信、重信誉。简言之，就是敬业乐群。

从以上所讲可知，要想处处获得人的尊重、信任，以达到精神上的愉快，固须敬业乐群；要想学业有所成就，职业获得保障，事业能达到成功，尤须敬业乐群。

但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敬业乐群呢？此中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无远志，二是无远见，三是无责任心。无远志的人，没有做人的目标，没有做事的远景，只是混日子。在读书时只想混得一张文凭，在做事时只想混得份薪水。为什么要敬业乐群？无远见的人，以为多做事是自己吃亏，他不知随事留心，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随事磨炼，这可以增长自己的经验能力。无责任心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做个职员，每月只是拿一份薪水，何必太过认真？一切敷衍过去就算了。同时，因为没有做人的目标、做事的远景，一切都在眼前的小利害、小意气上计较：看见别人拿的薪水比自己多、工作比自己轻松，就满肚子牢骚；看见别人工作能力比自己强，就心怀嫉妒；看到别人在某些地方不如自己，就骄傲自大。凡此种种心理互为因果，导致人事上的不协调，种种摩擦、纷扰层出不穷，使公私群己交受其害，而这一切毛病，也都是出于不知敬业乐群。

有远志、有远见、有责任心的人，他视学业为事业的基础，职业乃事业的阶梯，处处皆为一生成败的关键所在，一点马虎不得，所以他在读书时就勤苦读书，在做事时就努力做事，在待人时就诚恳待人。尽管他现在是个小职员，但他心中自有其远大的抱负；尽管他现在是为生活而就业，但他的心中自有未来的理想事业。他知道一切经验是要在许多工作上去学习磨炼得来，一切大事是要在许多小事上建筑根基。他所关心注意的是如何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如何在工作中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以及如何训练管理事业的能力、如何养成待人接物的风度。他想到某些人起初当学徒当伙计，后来竟成为大事业家，便不以当小职员而自暴自弃；想到那些人的成功是凭其本身数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便不会存着侥幸心理去等待机缘、幸运；想到如果自己也同某些人一样肯努力，具有同样条件，将来也可能成为事业家，于是他有一个美丽远景作为他努力的目标，对于当前的一切小利小害小意气，他便认为不值得去计较了。于是他会平心静气地想到各人都有长处短处，他人有长处，应该虚心向他人学习；他人有短处，应当引以鉴戒。要能更进一步，对同学同事随时随地加以指导、劝勉、忍让、感化，使能力差的日渐进步，意志消极的日渐积极，有缺点的日渐克服，脾气坏的日渐好转，彼此间有误会隔膜的日渐谅解化除，那便几乎是养成一个事业家所应具备的德行和才能了。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在互相爱护与互相鼓励的气氛中，使大家都有远志、有远见、有责任心，自然会人人奋发，无时不敬业；自然会心情和悦，无处不乐群了。

（五）忠诚是安身立命之本

司马光说：“尽心于人曰忠。”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是天理；向往诚，是做人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做人美德。“八德”中的这个“忠”就是忠诚。

说到忠诚，不禁让人想到日本企业。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的忠诚，同时，日本企业员工也把忠诚于企业作为自己人生的荣耀。在日本，不忠诚的人会被人唾弃。日本员工时时处处维护自己企业的声誉，不允许任何人有辱自己的企业。从一而终、任劳任怨是日本企业员工所遵从的道德准则，日本员工无条件服从企业，为企业发展忍受各种苛刻的条件。

日本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的精神，已被历代的商人继承，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经营管理的指南，不少日本大公司还把《论语》所倡导的“和”“仁”“忠”“义”等思想写入公司的“社训”。

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许多员工都罹患疲劳综合征，超负荷工作以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在日本，中国人办公司、开餐馆，起先都雇用自己的同胞，但没两年就换成日本人了，询问个中缘由，都说日本人好管。更重要的是日本雇员总为公司着想，很少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

替公司买东西时不收回扣、不用公司电话打私人长途、早来晚走、一丝不苟等，这些事在日本员工眼里，都是天经地义的。最能体现员工忠诚的还是他们选择对公司从一而终。而公司老板则把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定义为主动发挥牺牲精神。

李嘉诚说：“做事先做人，一个人无论成就多大的事业，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人品的第一要素就是忠诚。”

德国谚语说：“一两重的真诚，其值等于一吨重的聪明。”这说明忠诚比才能更重要。比尔·盖茨在“优秀员工的十条准则”里，把忠诚排在员工必须具备的美德的首位。微软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忠诚度，微软的员工使命感强烈，忠诚度极高。

日本人把忠诚看成安身立命之本。在日本，一旦被企业录用，只要服从上级的命令，保持同事之间的协调，顺利地完成工作，那么，即使没有什么优异的成绩，只要企业不倒闭就不会被解雇。而且，可以享受各种附加津贴，地位、生活也都有保障。从开始工作到退休时为止，公司采取全包的形式，在生活上给予保障，职工自然能安心工作，这意味着公司和职工是命运共同体。

中国古人讲，无论身处哪个位子，都应该做自己应做的，行自己应行的，不能怕丢自己的位子和身子，否则就是不忠不义。

王旦，字子明，是北宋一位著名的宰相。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曾是当朝重臣。父亲王祜，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名臣，官至兵部侍郎，道德隆重，学识渊博，为天下百姓效命，曾解救迈千个因冤狱被连坐的人，人们都说他为后代积了许多德。王祜曾在他家庭前种了三株槐树，并说道：“我们家后世为官者，必定有可以做到三公之人，此树可以作证。”

王旦出生在这样一个德范高超的仕官之家，从小自然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古圣先贤的德行令他敬慕，长辈的风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幼年时候他就显得沉稳静默，气宇非凡。他勤奋好学，并具有博大深远的胸襟，因此，王祜十分器重这个儿子，说道：“此儿定当位至公卿。”人们见到少年王旦气质不凡，称他颇有其父之风。

宋真宗时期，王旦担任朝廷宰相之职，位高权重，但他仍然朝夕努力，处理任何一件事都谨慎小心，细致周到。皇上十分器重这位尽职尽责的大臣，因此让他长期担任宰相，国家大小事情交给他办理都特别放心。有一次王旦奏事完毕退下，皇上目送他离去，情不自禁地说：“能为朕治太平者，必此人。”

当时朝廷还有一位大臣——寇准，刚直忠正，也是皇上身边的左右手。但寇准见王旦官职在自己之上，心里有点不服气，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屈才。所以他在见到皇上的时候，言语之间不知不觉就会提到王旦，而且不由自主地对王旦的言行有所诋毁。在朝廷之上，寇准也曾公开指责王旦的缺点，当然这缺点可能只是寇准自己认为的，但王旦全都虚心接纳，可谓从善如流。

反过来，因为寇准作为国家重臣，兢兢业业，能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王旦认为寇准忠心耿耿，堪当大任。因此，每次在皇上面前，王旦都专门称赞寇准的优点，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众人学习的榜样，真宗觉得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和王旦私下交谈的时候，就问：“你经常称赞寇准，寇准却数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这样做呢？”王旦听了，微微一笑，说：“我在相位已经这么久了，缺失一定很多，但是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能够指出我的不足，可见他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皇上听了，不禁开怀大笑，说道：“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做宰相的，说话分量比较重，因此有很多人辗转拜托王旦推举人才或提拔新秀，但王旦从来不接受任何私人形式的求情。有一次，寇准私下里来找王旦，希望他能推荐自己当宰相。王旦很是惊讶，义正词严地对他说：“将军和宰相这样的职位，怎么可以去求得来？”寇准听到王旦这样回答，感到非常惭愧，遗憾地告退，同时也担心自己或许再也无法坐上相位了。后来寇准被朝廷委任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门书下平章事（宰相），寇准万分感叹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入朝拜谢皇上，眼眶涌出泪水，激动地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微臣，臣下怎会有今天？”皇上特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寇准，他说：“你能当节度使，又能当平章事，都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听说了这样的内情，不禁非常羞愧，而且对王旦的正直和宽宏大量也自叹弗如。

王旦就是这样一位称职的大臣，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下里发现了真正的良才，就绝对不会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而且他施恩从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做。后来朝廷在整理宋真宗的遗稿与修订史料时，无意中发现，原来朝廷当中，有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后来，王旦病重之际，真宗忧心忡忡地问他：“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王旦勉强举起奏事的笏板一字一句地说：“以微臣之见，莫若寇准最为合适。”（当时寇准已被贬为陕州知州）王旦病逝之后不久，真宗果然再度起用寇准为相。

王旦一生忠正清廉，而且度量之大，实在少见。在他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平常在家，家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有一次家里人要来考验他是不是真正有涵养，就在他的肉汤里撒了点脏东西，王旦看了也不生气，他就只吃饭不讲一句话。旁人问他为什么不喝汤，他说：“我偶然有点不喜欢吃肉。”后来家里人又在他饭里头放了些脏东西，王旦就说：“我今天不喜欢吃饭。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点粥？”家里人无不对他的修持、涵养、包容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人评价说：“魏国公（王旦封号）德量恢宏，从容大度，为国家举荐人才，真诚地为国为民，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但他却经常称赞别人忠正，而且自己又不留痕迹地做，让对方没有感觉，也不会向对方邀功，他的心胸、度量何其宽广！”

王旦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廉洁之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置田宅家产？为什么不留财物给你的儿孙？”王旦当时就讲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那么结果无非就是要在他们之间造成不义之争而已。”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事实上，如果其中一德真正做到了，“八德”也就做到了。王旦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八德”具足、接近完美之人。的确，古圣贤的点点滴滴，无不垂范于后世，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努力效仿。

（六）学会服从

服从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

对于一个员工来讲，没有服从，就不能成为好员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没有服从，就没有发展。

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都要符合礼节的规范。对于一个员工来讲，要做到礼，就要服从企业的大局。

“克己复礼”是达到儒家所强调的“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

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是由自己来做的，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

做好一个员工，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散漫，服从公司的大局，这样才符合现代道德规范。

员工要克制自己，服从大局，这是一种心性修养。人的行为应以集体为中心原则。也就是说，当个人的欲望和社会公允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克制个人欲望，选择社会规范。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冲突的处理原则上，孔子选择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并使这种尊重超越于个人欲望之上。所以，周礼可以崩溃，而孔子的仁道却会长期存在。

一个人的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难免存在着冲突的一面。遵守社会公允的礼仪制度，常常需要克制自己。克，表明了对自身欲望的抑制，也表明了自身欲望和社会规范的保护是完全统一的。

服从是伟大的。那种以献身社会、放弃自我为荣的信念，使得很多传统的中国人在为家庭、亲友和社会献出自己的劳动、财富的时候，不是体会到了痛苦，而是感到了自豪。从这方面讲，这种传统人生观、价值观对中国人在困境中保持身心平衡有着积极的意义。

自由与克制二者，克制通常更受人尊重。克制自己才能悦己利人；但若做尊卑选择，则会败坏社会。一个员工要想成功，就必须学会服从。服从，是人的修养问题。

但是，服从绝不是盲从，不是什么都听上司或者老板的。

来看《论语》中这一段话。

鲁哀公问孔子：“子女顺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孝顺呢？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是不是忠贞呢？”

鲁哀公问了三遍，孔子没有回答。

孔子迈着碎步退出去，对子贡说：“刚才，国君问我：‘子女顺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孝顺呢？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是不是忠贞呢？’哀公问了三遍，我没有回答。端木赐，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子贡说：“子女顺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了；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这就是忠贞了。若是夫子回答，又会如何回答呢？”

孔子说：“这是小人的见识啊！端木赐，你还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啊。当初，大国有四个敢于直言劝谏的臣子，就能使得国家疆土不至于减少；中等的国家有三个敢于直言劝谏的臣子，社稷就不会有危险；小国家有两个敢于直言劝谏的臣子，国君就不会被百姓仇恨、推翻，国君祖先的宗庙就不会被毁坏。父亲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子女，就不会去做违背礼义的事；有志之士有敢于直言劝谏的朋友，就不会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所以，子女服从父母的命令，哪里是什么孝顺？臣子顺从国君的命令，哪里是什么忠贞？”

子贡疑惑地问：“怎样才能叫作孝顺、忠贞呢？”

孔子说：“弄清楚究竟什么该服从，什么不该服从，然后再决定是否服从，这才叫孝顺，这才能叫忠贞。不是说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服从啊。”

（七）懂得付出

慧律法师说：“人因为工作才显得尊贵，只有牺牲及奉献才能丰富你的内在。”

懂得付出，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懂得付出的人，不会吃亏，那些能付出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尽管他们并未期望回报。

正确的观念应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是看他付出了多少。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一个人付出了多少，肯定也会得到多少。反之，如果只看我们得到了多少，而不问付出过多少，那就会产生不择手段攫取的后果。那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攫取的下场是很不好的。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商业社会，做的产品越被别人需要，取得的回报就越高。同样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如果被越多的人需要，他的价值就会越高。

仅仅通过商业的买卖法则，通过熟知和操作商业活动，或许得到了金钱，但是金钱并不是人生价值的标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尺是，你为别人做了什么。

教育家高震东认为：“教育学生先做自己该做的事，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越在黑暗的地方越做光明的事，做一个人人喜欢的人，做一个人人需要的人。”

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呢？歌德说：“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每个人都有其价值，但是我们的价值不会自动地体现出来，只有通过劳动，通过服务他人，才能使我们的价值体现出来。如果毫无作为，就等于没有价值。

如何认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下面这个故事是再好不过的说明了。

有一个人在沙漠行走了两天。途中遇到暴风，一阵狂沙吹过之后，他已辨不出正确的方向。正当快撑不住时，突然，他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小屋。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屋内。这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他几近绝望地走到屋角，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台抽水机。

他兴奋地上前汲水，然而任凭他怎么抽水，也抽不出半滴来。他颓然坐地，就在快要绝望时，突然看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你必须将水灌入抽水机才能引水！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请再将水装满！他拔开瓶塞，发现瓶子里面果然装满了水。

他的内心，此时开始有两个声音交战。如果自私点，只要将瓶子里的水喝掉，他就不会渴死，就能活着走出这片沙漠；如果照纸条要求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内，万一水一去不回，他就会渴死在这地方——到底要不要冒险？

最后，他决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全部灌入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以颤抖的手汲水，结果水真的大量涌了出来。他将水喝足后，把瓶子装满水，用软木塞封好，然后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加上他自己的话：“相信我，真的有用。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道德经》中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既以为人己愈有，就是助人者，人恒助之；既以与人己愈多，就是布施者，会有回报，成倍的回报。今天的企业人，若能深明此道德，就一定能够获得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