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文献

第二节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文献

一、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渊源可追溯到巴杰特（Bagehot，1873），随后熊彼特（1912）在其成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托宾（Tobin）等人也先后提出各自理论来说明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主张采取低利率以及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相关政策。不少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理论主张在实践中推行金融压制政策。

1969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分别指出了托宾理论的局限性，并开创性地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2]他们支持采用利率自由化的政策主张，认为发展中国家正确的金融改革途径应是放松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形成均衡的市场利率，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指出，金融与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两个领域，金融体制和经济是一种相互制约互相发展的关系，当政府过分干预金融时会造成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即金融抑制；当政府放弃过分管制，允许市场机制自由运行，即金融深化，则能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在国内，白钦先（1997）首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提出金融资源是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强调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关联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孔祥毅（2001）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该理论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黄金老（2001）在白钦先的基础上对金融脆弱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区分了广义脆弱性和狭义脆弱性，并讨论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毛一文（2002）提出中国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设计，认为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将会促进金融效率的研究。

林毅夫（2006）指出，评价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是否有效的标准，不是该国金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系之间的差距，而是该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现阶段的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不存在适应于所有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即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需要有各自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因此，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需要用不同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来适应。

在文献综述方面，杨德汉、梁艳（2005）总结了近年来国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观点，内容包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结构主义和金融抑制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何风隽（2005）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及实证研究方法的争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张旭军（2007）从理论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等五个方面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理论

农村金融作为整体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以上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影响。概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即农业融资理论（或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别对应金融抑制论（J.G.Gurley and E.S.Shaw，1960；H.T.Patrick，1966；R.w.Goldsmith，1969）、金融深化论（R.I.M cKinnon，1973；E.S.Shaw，1973）和金融约束论（J.E.Stiglitz，1981，R.G.King and R.Levine，1993）。

（一）农业融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融资理论在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其认为，由于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村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必须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但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的研究（1986）表明:农村信贷补贴损害了金融市场的生存能力，也导致金融市场的政治化以及信贷资金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从而使信贷机构活力衰退。

（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发挥，认为农村居民和贫困阶层有储蓄能力，没有必要从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该理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动员储蓄是关键。农村金融市场论是在对农业信贷补贴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完全相反:

（1）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对各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只要提供存款的机会，即使贫困地区的小农户也可以储蓄相当大数量的存款，故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

（2）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

（3）放贷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4）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

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依赖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该理论认为，利息补贴应对补贴性信贷活动的一系列缺陷负责，而利率自由化可以使农村金融中介机构补偿其经营成本。这样就可以要求它们像金融实体那样运行，获得适当的利润回报；利率自由化也可以鼓励金融中介机构有效地动员农村储蓄，这将使它们更加不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来源，同时使它们有责任去管理好自己的资金。

农村金融市场论虽然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的功效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例如，通过利率自由化能否使小农户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仍然是一个问题。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1984）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因机制僵化、数量不足以及营运成本与风险难以控制等原因，以农民为主要客户的信贷展业困难重重。^[3]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逐渐取代了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为首的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

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贷款一方对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强调，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相当重要的。Ghatk（2000）、Laffont和N.Guessan（2000）等的研究表明，小组贷款能够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Ghatak（1999，2000）、Ghatak和Guin-nane（1999）、Tsaael（1999）等的分析模型解释了，在小组贷款下，同样类型的借款者聚集到一起，可以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Besley和Stepthen（1995）、Stiglitz（1990）的研究表明，尽管在正规金融的信贷中，银行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借款者行为而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在小组贷款下，同一个小组中的同伴相互监督可以约束个人从事风险性大的项目，从而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也为新模式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如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高交易成本问题，而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如何通过便宜的资金帮助穷人。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基本上是信贷补贴论的翻版，由于忽略机构的可持续性而难以为继。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自戈德史密斯1969年提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命题以来，有大量国内外经济学者先后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结论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就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

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为背景，国内外关于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可分为三种结论:即因果不明论（戈德史密斯，1969；Levine and Zervos，1998；King and Levine，1993；谈儒勇，1999；李广众和陈平，2002）、单向因果论（RajGupta，1984；Jung，1986；Murende and Eng，1994；Odedokun，1996；Rousseau and Wachtel，1998，曹啸和吴军，2002；米建国和李建伟，2002；战明华，2003；丁晓松，2005）和双向因果论（Demetriades and Hussein，1996；Norman Loayza and Romain Ranciere，2002；陈军和王亚杰，2002；王志强和孙刚，2003；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等）。

最近10多年来，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也在逐渐地完善和丰富起来。徐笑波、邓英淘等（1994）最早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该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两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采用“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计算金融相关率。此类计算方法存在着系统性误差，因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要大于实际农村金融资产。

张兵、朱建华和贾红岗（2002）最早系统地研究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农村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之和修正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其结论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比全国城乡总体进程落后10余年。

邓莉和冉光和（2005，2006）以重庆市为例说明，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农村贷款在整体上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提出要建立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资金供求均衡机制、货币传导机制和金融创新机制。

王丹和张懿（2006）以安徽省为例，应用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因果上，农村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增长。

李喜梅（2007）运用分形方法定量考察了各类地区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类农村地区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也存在共同的规律。第一，农村贷款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对发达地区农村影响更大；第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对农村人均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投入过少所致。

谢彦明（2008）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云南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农村金融发展在短期内（滞后期1年）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长期内（滞后期3年）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滞后期2年或4年则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说明云南存在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失衡、金融抑制、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刘洁（2008）经过研究认为反映金融发展的各个相关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顿雁峰（2010）以内生经济理论为依据，以帕加诺模型为基础，修正了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实证分析了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得出河南省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

史焕平和付优生（2010）采用平稳性、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江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金融和经济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是金融深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吕晨钟（2010）以四川省为例，建立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农村金融支农程度指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金融与经济的关联程度进行了效用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林牧渔业和乡镇企业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传统农业总产值的影响突出；农业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特别是对传统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很大，农业发展成为农民纯收入增长的直接原因；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民纯收入增长关联度最差。

吴言林和陈崇（2010）针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应用投入产出函数模型及三种指标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深化率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的增加，而当货币化程度偏离实体需求或两者不相适应时将损害经济发展的结论，接着其从政策层面提出江苏乃至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于建立适度的、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刘纯兵和桑铁柱（2010）在关于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户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如果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的深化力度，就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平滑收入波动进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显然，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系统性差异，以及所选取的方法论差异，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即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地区金融深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应时性与应地性差异，而正是这种相对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关于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是，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自麦金农和肖开辟金融深化这个新的领域以来，有更多的经济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其进行不断的补充、修正和发展。但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一国或一省整体经济情况出发，并没有考虑或计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重要差异。结果在讨论农村经济金融问题时实际上把城市经济放在一起分析。为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消除这一缺陷。此外，大量乡镇企业或民营中小企业已构成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在江浙一带甚至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农村金融压制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对传统农业的影响。因此分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强调中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参见本节［阅读延伸1-1］）。

［阅读延伸1-1］

王小霞、林春霞:融资成中小企业最大难关，民间借贷或雪上加霜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资金问题是最致命的。”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浙江几十位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很差钱”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

民间借贷或将使企业雪上加霜。记者在浙江实地调查采访发现，银行资金紧缺，贷款利率升高和实际贷款成本的增加，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融资无门转而寻求民间借贷，这可能会让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黄玉强告诉记者，当前，正常的民间借贷利率在18%以上，普遍短期借贷在60%～72%，最高的已达到200%。

民间借贷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少量短期借款，主要解决周转性资金，到期银行贷款或其他资金补进来后，企业还能正常运行；另一种则是较长期借款（三个月、半年），且量相对要大一些，到期若其他资金补不进来或补进来的资金不够，企业就则只能继续向民间借贷，到最后越贷越多、越滚越大、资不抵债撑不住的时候，倒闭是避免不了的后果。

陈存东说，在温州，这两年有些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其中包括不少当地知名的大企业。

“民间借贷一般都是企业为应对短期资金之渴而采取的饮鸩止渴的办法。”黄玉强说，一旦借了，企业经营风险随之也就更大了。

据记者采访了解，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上海、江苏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也在不断上升。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表示，2010年12月、2011年1月、2月、3月、4月，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24.81%、24.43%、24.60%。

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民间借贷“险”，即使面对如此紧张的融资环境，江浙一带不少中小企业还在苦苦支撑。

“银根有紧有松，一旦银根适度放松，就有机会博得新机遇。”温州银监局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熬过去一切就都好了，温州企业普遍有这种韧劲。

只是，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去，市场究竟何时才能回调，很多企业都说看不清楚……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