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张万国名片

我的三张万国名片

马　宏

在我的名片本里，珍藏着三张我在万国证券时的名片，其中两张不伦不类的也许还是“证券王国”中独一无二的版本。看着这薄薄的略略泛黄的名片，二十多年前的记忆重又浮现在眼前……

“当记者的怎么也跑万国来应聘了？”万国证券人事部副经理当时是王文琪，我至今记得他面试我时一脸严肃的表情。

“不是说要成立万国出版社吗？”

“万国出版社？谁跟你说的？”

“万国南市营业部的李静华，她是我原来出版社的同事。”

总觉得万国人有种天降大任的骄傲感，就说我这位老同事李静华吧，自打进了万国以后便换了个人似的，每每再回编辑部，必神采飞扬三句话不离“阿拉万国”，让我们这些多少也算有些见识的老记们很尝了些酸葡萄的滋味。

王经理打量着我的简历，依然一脸严肃，桌角的电脑屏幕上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虽说当了六七年编辑记者，但除了编过几篇认购证狂潮、股市风云之类“热门话题”外，对金融行当我实在一无所知。

“这红颜色的到底是涨还是跌呀？”心里有些发怵，嘴上便讨好地问了一句。

“啊？连这个你都不知道？那就到南市营业部去学习学习吧”，懵里懵懂的我就这么懵里懵懂地跨进了证券行当。

万国南市营业部经理邹萃强白白的脸上总是堆着笑，领着我参观了他一手创办的这个万国证券第七家营业部，角角落落，如数家珍。在营业部地下室，我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大户室”—— 一排电脑几排椅子两三部电话机而已。

在“大户室”隔壁，我意外地有了间独立的办公室——桌椅电脑之外，竟然还有一张行军床、一台除湿器。邹老板——万国南市营业部的班底大多来自万国黄浦营业部，员工们沿用着老黄浦的很多习惯，比如称他们的经理为“老板”——显然是把我当成了来深入生活的记者：“你自己看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入行的第一件工作，是做认购证认购和股票买卖的操作咨询：如何开户，怎么填写委托单，在哪个窗口下面排队，等等。

纸面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场景，变成了眼前真实涌动的画面，我居然还是这画面的一个中心，每天都被急切企盼的眼神簇拥着，心里竟然有了些呼风唤雨的虚荣。没过一星期，我的喉咙便彻底哑了。

新鲜劲儿过去了，却发现自己已迷失在一墙忽红忽绿的滚动数字、满目缭乱的弹跳手指和满耳倾泻的股票代码之中。心里还惦记着出版社的书稿，却无法再凝神静气竟不知如何落笔，甚至有了To be or not to be的犹豫……

终于发现个空白点。那时的证券类报纸全是日刊，当日行情第二天才能登出来，而上班族们当晚就要“做功课”，一份单调地印着当日所有交易股票的开盘价、收盘价、最低价、最高价、成交量及成交金额的数据信息，只占了一张A4纸单面四分之三的空间，居然每天也能卖出数十份。

重新编排，设置“行情综述”、“技术分析”、“谈股论金”等栏目，补白些“信息动态”、“维琳信箱”、“股海拾贝”等内容，将版面充实至正反四版；没有作者？“大户室”里现成的就有几大高手，还有那位比我早半年来万国南市的贺勇，虽然老是欧欧欧地“天上就要下雨啦”，论起做事的责任心和在“大户室”里做咨询的专业性来，一点也不含糊；没有排版系统？就先用电脑打字，再剪切贴排拼版，传统现代结合，土法上马。

《股市晚报》（起先的名字叫作《今日股市》）就这么出炉了。先试刊两周，每天复印些拿到营业部门口去试试水，居然十分抢手。

“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面对忐忑不安终于说出想法的我，邹老板直截了当。“一台小胶印机，一名助手”，我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好，两天后到位”，邹老板一抬眼镜，一锤定音。

于是我有了万国身份的第一张名片：“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南市营业部马宏”，Title：“编辑记者”。

1993年“十·一”临近，深圳“宝安股份”给上海“延中实业”送来一份特殊的“中秋月饼”，打响了中国证券市场上收购兼并的第一枪。

记者圈的人脉此刻起了大作用。《金融时报》的李济生帮我混进了吴雅伦主持的上证所每周例会，《新闻报》的赵磊通风报信宝延双方的最新动向，《青年报》的雍和挂着相机和我一起投入战斗……，甚至硬是凭着“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南市营业部编辑记者”的名片，我堂而皇之地坐进了“延中实业”新闻发布会以及各类相关会议的现场。

四版的篇幅很快就承载不下了，于是扩容到八版，新推出“本报观察”、“多空对话”等观点鲜明的栏目。除专业分析师贺勇之外，机构操盘手陈勇成了又一位无须支付稿费的专栏作者。手脚麻利自称“老油子”的助手陆颖忙不过来了，敏锐灵气的黄维琳、勤快热情的姚毕华、之乎者也的周文罡、不急不慢的樊浩、嘻嘻哈哈的林海，甚至那位语速惊人的红马甲凌晓洁，每天闭市后都会聚到编辑部来找活儿干，见缝插针，一片欢腾。

《深圳商报》驻沪记者楼乘震到万国南市来发稿，不免感慨那热火朝天的忙碌场景：“让我想起‘文革’中刷大字报时的情景”，《股市晚报》于是又多了一个无须支付稿费的特稿来源。

先是特色栏目“细说龙虎榜”关注到E88席位的异动，后是热点栏目“事件追踪”对“宝延风波”持续的独家跟踪报道，《股市晚报》一时洛阳纸贵，仅万国南市每天就能卖出好几百份，更有报贩子私下加印了往别处去兜售，1元钱一份的报纸甚至炒到过10元一份。

人潮涌动地等待一份小报的出炉，成了当时万国南市每晚独特的风景。为使这份等待不至于太过单调，我们干脆打开行情，开放夜市，请来股评家们“指点江山”——反正小报每天的销售收入足以支付讲课费用。左安龙、顾铭德、应健中、任文兴、陈林坚（林川）、郭勇斌（翰民）、马晓、李志林、叶国英、徐智麟、葛正良、徐小平、曲春波、唐能通……，各路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万国南市的“股市沙龙”一时风生水起。

《股市晚报》很快就出了120期。然而根植在一家普通的营业部，没有正式刊号，这样的“非法小报”到底能够走多远？没有任何额外报酬、每天激情洋溢、“疯疯癫癫”到五更半夜，直到夜市结束打扫完“战场”后还不愿回家，这样的非常态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呢？……

1994年春节，万国黄浦营业部经理谢荣兴奉命组建万国经纪总部。“万国有《股市大哥大》、《股市晚报》等很多营业部自己办的小报，浪费资源。不如集中起来统一编排，各营业部只要负责接收胶印就可以了。我们万国可是全国联网的，每个营业部不就是一个发行网点吗？！”一脑袋报刊思维的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互联网。

谢老板嘴角挂着笑意地听着，眼里闪着狡黠的光，最后一拍饭桌：“你节后就到我这里来吧。”于是很快我就有了新名片：“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市场信息部马宏”，Title：还是不伦不类的“记者”。

后来的一切，似乎已不再是那位喜欢标新立异的谢老板所能掌控的了。在万国经纪总部市场信息部摘编了几个月《动态信息》后，有过记者经历的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万国公关部，成了一个“拍照片的”了，新名片则连Title也不必了。

命运真是奇妙，上帝要改变一个人，往往会用他独特的方式。

因为是“拍照片的”，我有幸见证了加拿大帝国银行、英国巴林银行、日本野村株式会社等当时世界一流同行的总裁来访，有幸进入了万国证券发展战略研讨会、收购兼并研讨会、管金生博士论文答辩会等高层会议的现场；在整日迎来送往的专家学者嘴里，我听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知道了“厉股份”、“吴市场”、“曹破产”、“陈卖光”……

不安分的基因又开始躁动，我策划着做一部电视政论片，通过股票这个鲜活的载体，反映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作为“中国股市十年”的献礼片——当时把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作为中国股票的元年。我找到东方电视台专题部两位“一直想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资深编辑贾光华、蒋慰惠，一拍即合。

将想法向万国证券党委书记陈敏汇报，即获支持。又找来知名作家贾鲁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向松祚、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建文、东北财大高才生张振新（时任万国大连营业部经理）等“很有些思想和文笔”的几位，六集专题片《走向新纪元》的框架很快形成。

在上海一间破旧的小茶馆里，我陪同贾鲁生隔桌暗访一群旧上海的交易所经纪人，在那里怀念他们的那个“还看得见摸得到有纸股票”的年代；在经济学家吴敬琏满墙学问的书房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顾准的名字，知道了“内部人控制的大公司病”；在山西大同的票号老街，我们终于找到了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抱愧的、当时还难辨门匾字迹的日升昌……

1995年2月23日，专题摄制组正在北京进行紧张的访谈。当晚，我们敲开了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家门。他见到我时竟是一愣：“你怎么来了？你们万国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人大下午的会议都在议论这事”。

全国人大的会议，都在讨论万国证券的事？这事确实非同小可了！

给公司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别多问了，赶快回来吧”……

那部付出了大半年心血、已经访谈了五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业内精英的专题片，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再也没有人提起。

自此以后，我的名片上出现过助理、经理、总监、总经理、董事，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编辑记者……

马宏，曾任职万国证券南市营业部、经纪总部市场信息部、公关部；1995年离开万国后，任职上海赛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联合证券上海投资银行总部、北京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现任上海棋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