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国幸福生活和宝鼎基金

我的万国幸福生活和宝鼎基金

滕　伟

我24岁进万国，30岁有了我大女儿Grace时离开万国。在万国的6年，是我最张扬的时期，是我最开心快乐幸福的时期。离开万国后回忆我的万国时，有太多遗憾甚至痛苦。有着两个女儿，生活平静幸福的我，不喜欢回忆过去，更别提让我冲动不已的我的万国啦！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期间，通过拉票竞选做过一届校学生会主席，因此在1989年毕业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直升研究生，二是留校。最后我留校了。可是天生有流水志（我妈妈的话）的我总想折腾。通过交大管理学院证券研究专家杨朝军教授的推荐，管金生总经理和王培君副总见了我，因此留校工作不到一年，1990年6月我就进了万国。我在万国的工号是019号，是前20名的老员工。

我进万国的第一份工是做管总的秘书，是他的第一任秘书。

管老板对他的秘书是很放手、很疼爱和尽心培养的。举个他让我学上海话的例子。当时万国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上海话，一天管总严肃地和我说，你要好好学学上海话了，每次大家一起开会时，一到你发言就冷不丁地冒出普通话，很不协调的！我知道，管总是希望我这个外地人能好好地融进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咪西咪西炒咸菜”的那个时期，上海话是堵墙，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分成两拨。后来我硬是厚着脸皮找一切时间练习上海话，特别是我在黄浦营业部给谢荣兴做助理时，柜台外的股民问题多，我“主动”用上海话接话时，大多数人都很识相很认真地和我用上海话交流的。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翻过上海话那堵墙，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夸我说的上海话山东味儿不多了。有一次在深圳，竟然有个上海浦西人问我是不是松江人？真是狂喜不已！

除了做秘书工作外，管老板总是让我要好好学业务，要像朱敏杰一样会算账。现在在申万做副总的朱敏杰，那时候负责每天确定国库券的柜台挂牌价格，我常常羡慕嫉妒恨地想，他怎么每次深吸一口烟后就知道挂出哪个价格？怎么就知道这个价格能吸引大小“杨百万”这些“打桩模子”们上门买卖？

朱敏杰们在上海柜台里卖的国库券，都是我们万国证券委托各地的证券公司收购，再派人过去搬到上海的。“杨百万”们小搬，我们万国大搬。记得第一次参与搬国库券是和金文忠一起去的，去的是洛阳。我们坐飞机从上海飞到郑州，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是那种螺旋桨的，轰隆轰隆很响的飞机。从郑州坐车到洛阳后，洛阳证券公司的隋总指着库房里地板上横着的几个麻袋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两百万国库券。金文忠是我在万国的前辈，他熟练地带我去当地公安局，请求派警察帮忙押车。结果是，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两个带手枪的警察，几个麻袋，还有金文忠和我，一起挤进一辆金杯面包车，匆匆上路了。当时，从洛阳到上海没有高速公路，且不说路上的劳累辛苦，在车上的我看着外面的村庄和行人，常忍不住想，如果路边冲出几条大汉，那该如何是好？是保命还是保国家的财产？

1990年下半年，管总调我到了交易部做投资经理，负责公司的A股自营业务。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我和朱敏杰、张乐懿一起，做了第一批的场内“红马夹”。当时的交易所在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交易大厅在一楼。我记得万国的席位号是114，和查询电话一样。

管总是很培养我的。1991年下半年，在黄浦营业部做经理助理，期间被派往深圳做万国驻深圳首席代表，负责办理上海股民投资深圳股票业务。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去筹备万国杨浦营业部。临行前，管总、王总找我谈话。那个谈话可真是提气。管总说，滕伟，杨浦区是在上海的东北方向，你去组建“东北野战军”，你就是我的林彪大将！25岁的我，就吃这一口，顿觉豪情万丈，心中暗暗叫道：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杨浦营业部选址在五角场老的蓝天宾馆的水上餐厅。我负责设计，蒋伯明负责装修施工。员工是人事部周秀明老师把人家金融专科学校的一个毕业班成建制地拉过来的。营业部在最短的时间内开业，立刻就顾客盈门。后来我又选了沪东电影院，筹备并兼任沪东营业部经理，在上调宝鼎基金总经理之前，真正做起了一段时间的东北王。

宝鼎基金在万国的诞生

宝鼎投资基金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沪银金管〔93〕5389号文批准，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作为发起人，在上海市普教系统定向发行的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基金名称定为宝鼎投资基金。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后由地方金融主管机构批准的第一批证券投资基金之一（另两个为建业和金龙），规模为1亿份基金单位，存续期为10年。根据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上会师报字〔94〕第035号验资报告，宝鼎基金募集的1亿元资金于1993年12月31日全部到位，基金于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

看到这里您可能觉得不以为然，毕竟在今天的中国，基金管理公司有近百家，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基金在发行、在四处推销，您可能也因为接到销售电话或邮件而头疼不已。况且宝鼎基金发行规模也只有区区的一个亿人民币！可是，退回去20年，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您就会明白这个中国第一个经地方金融主管机关规范审批的基金的诞生，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了。而万国证券又是第一个开展基金管理业务的证券公司。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一为什么花落万国，故事当然首先要从管总说起。

管老板是当时中国证券行业总经理当中的“洋务派”。他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经在欧洲留学，有国际视野。他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考虑万国的发展战略时，从来都不仅仅盯着国内行业发展态势，而是更多地从海外汲取先进营养。

万国的发展标杆（Benchmark）是国外投资银行，因此大量的创新思路、创新动作和创新产品就容易理解了。万国宝鼎基金就是万国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在国内证券公司中率先成立基金管理部，我是首任基金管理部掌门人。为什么管总选择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和吕明方讨论了这个问题。经历丰富而又达观的明方说，当然是因为你“敢作敢为”！我同意明方的这个结论。即使到今天，我都快50岁了，还是经常被领导批评“不成熟”。我是激情比天高，只要领导信任、朋友相托，我从不左顾右盼，必全力完成任务。

在一片空白之处筹备宝鼎基金，大概就需要我这样“不成熟”的人吧！

宝鼎基金资金是1993年底到位的，我们的筹备早在1992年中就开始了，那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才一岁半左右，上市品种少得可怜。也就是说，新生的宝鼎基金没有足够的投资标的去投资，现在看起来很少的一个亿，在当时可是像一条大鱼，被迫在上交所这个小池塘里扑腾。因此，当时的宝鼎被允许投资非资本市场，尝试投资实业、商品期货等等。

筹备宝鼎基金的时候，没有基金法，也很少有相应的规范基金运作的文件。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设计基金的架构，怎么样起草基金销售、运作等的法律文件，全靠自己琢磨了。

幸好早在1990年我给管总做秘书时，经常接触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甚至是欧美的证券业专家们，耳濡目染，了解了不少国外的证券业情况，包括基金业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那时候我24岁，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跳槽到万国。在万国我创造了两个第一：公司里第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人，第一个在公司所有人当中，晚饭不知道在哪里吃，晚上不知道在哪里睡的人。在留校当老师之前，我是取得直升研究生资格的，学校也预留了研究生宿舍给我，可是我跳槽以后，青年教师宿舍顺理成章地被收回了，研究生宿舍更不用想了。那时的女朋友现在我孩子她妈在外地工作，也没有人给我做饭吃。

这时候就看出来了，管老板真是个“以人为本”的好领导！凡是有饭局，他尽量带上我。我仿佛也是老鼠掉到米缸里，把本来“运动员的身材”（我女朋友语）硬是吃出了一个大腹便便，现在只好想办法减肥。

言归正传。由于管老板和万国的名声，那时候来中国大陆考察证券的港台和国外同行都要拜访万国。因此我有机会在旁边了解了国外基金运作的框架。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一份英文的基金招股章程，记得那是一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来访时顺便留下的资料。另外，当时台湾三大基金管理公司的老总都和管总很熟悉，我向他们请教了很多问题。

就是在这样自己琢磨、自学成才的环境下，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沪银金管〔93〕5389号文批准精神，以及上海市普教系统的要求，我们设计了运作模式，起草了相关法律文件和运行规范，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很稚嫩。

上海普教系统教师能够买到宝鼎基金，在当时是一种“福利待遇”。

直到今天，中国资本市场对所谓“原始股”依然是钟爱有加。对老万国我们这些老证券人而言，这好像是中国资本市场与生俱来的“基因”。在1992年的时候，市场对原始股的赚钱效应深信不疑。我已经忘记了向上海普教系统定向发行基金是怎么提出来的，又是怎么得到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的，但当时宝鼎基金受教师欢迎的程度我是记忆犹新。当然，连同另外两个基金，面向全体上海教师共发行3亿个基金份额，僧多粥少，显然是不够分的，最后只好平均分配，好像是每个老师分到1000元。当然，那时候除了杨百万等先富起来的人之外，1000元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了，那时候交大学生食堂的一块“大排骨”才5毛钱。

事实证明，买宝鼎基金的的确确是福利待遇。万国宝鼎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净资产增值64%的辉煌业绩。

1995年前后，中国基金业务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是深圳、上海和武汉。武汉的同志们胆子更大，他们发行的基金大多数好像很早就都被“规范”掉了。深圳依靠先行先试的好政策，以及特区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气氛，基金业后来居上，搞得风生水起，“95基金业高级研讨会”应该是在深圳开的，那时候我们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基金业协会，是陈儒筹备和发起的，并任会长，余路明和我等捧他的场，任副会长。2012年下半年已经任太平金控总经理的余路明，在香港和我吃饭时还深情地回忆了当时的盛况。陈儒后来做了很长时间的中银基金的总经理。

欣慰的是，我离开万国证券后，宝鼎基金依然被呵护得很好。

我离开万国后，黄亚清任宝鼎基金总经理，经验丰富的黄总把宝鼎基金又带上了新的高度。再后来，宝鼎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变为新成立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富国基金管理公司了。顺便提一下，富国基金的董事长陈敏曾经做过万国的党委书记，因此宝鼎基金花落富国也算是离家不远。

没有“万国证券、证券王国”这种天下第一的气势和市场形象，没有公司国际化的视野引导和专业化团队建设的要求，中国第一个经规范审批的基金不可能诞生在万国，并保持持续的投资业绩。当然，宝鼎基金的投资团队的专业和勤奋自然也功不可没。

陈健，华东师大毕业后本来是到国际部的，被我点将过来，做我的助理，协助我筹备和管理。她很严谨，热心，不卑不亢，做事公平。在宝鼎基金的那几年里，她帮了我很多。

皋建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大家都叫他“老皋”。他很聪明，酷爱读书，投资方面深具大局观。话不多，很大方，很热心，深得群众爱戴。记得一次部门里的一个小女生感情上有点不开心，陈健等很多人帮她排解，最后还是公推老皋找让女孩不开心的那个男孩谈话。

王武，天津人，南开大学研究台湾问题的研究生。人长得高大帅气，在投资理念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平常别人说什么他都好像充耳不闻，但是投资讨论会上他却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观点，与整屋子的人争个面红耳赤。

刘华，我的秘书，上海女孩，我在杨浦营业部当经理的时候把她招聘进万国的。那时候每天收盘后，每个营业部人工要做当天的交易清算，她经常主动加班到深夜，总是开开心心的，只要她在当班我总是一百个放心。她心地善良，心底透亮，一双眼睛总是坦坦然然地，我从来没有看到她躲闪过。

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个个都是精英。邹炯的聪明和踏实，廖春晖的酷，周小涛的豁达乐观，李梁的举重若轻，樊珂的天量酒量，焦峰的冷静，孙扬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王伟东对期货投资的痴迷。陈忻国的围棋水平，听说现在已经是大师级的了。他们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

我的兄弟姐妹们现在仍然是精英。他们有的在做私募，像王武的私募基金做得很大。有的还在业内工作：外圆内方的陈晓升在申万证券研究所做所长，这个研究所被他做得风生水起；邵杰军在一家基金公司做总经理，他的沉稳和耐心让我钦佩。不管在做什么，兄弟姐妹们年纪轻轻就遇到万国公司的大起大落，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情冷暖，大家的抗压能力，幸福自己的本事反正都是大涨了。

记忆中基金部的大多数同事都是我招聘进来的，也有几位是我从其他部门要来的，公司人事部非常尊重我的用人标准。只要我觉得可以招聘进来的，他们没有不同意的。这或许也是万国当时的用人气氛。

不仅在用人方面，在投资上公司也是充分授权。我从24岁做基金管理部经理，到1994年我28岁时做管总的助理，分管基金总部和自营总部，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真是少年得志，也真是得志便猖狂。猖狂的标志是自己和其他同事年龄不相上下，但说起话来嗓门很高，做决定时也是不容质疑。这样的工作作风想必当时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吧。现在想想我的权威是管总和公司对我的信任给予的，我的这个投资团队在投资业务上，从来都是超额完成任务，从来没有让公司失望。

我在万国的六年是幸福的。不仅是学习投资业务，学习上海话，还有机会收到求爱信！

1992年开始，随着万国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家决定开发开放浦东的大环境，来公司采访的记者、作家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大报刊上，由10位作家联袂采访万国而写成的《万国之路》，有专门一章谈我、我的宝鼎基金和股票投资业务。期间，陆陆续续的，我收到了十多封求爱信，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后来我俩也幸福地结婚了，但我还是深感荣幸！我知道，这些都是万国带给我的，万国在社会上的光环，也顺势戴到了我的头上。

327国债期货事件是绕不过去的。很多年后谈到“327事件”，还有很多朋友问我，你当时是负责整个万国的投资业务的，国债期货事件是你捅的乱子吗？回答当然不是，相反的，我是“平乱”的。国债期货业务不是我的部门负责，正因为如此，“327事件”后我是“平乱”的三人小组成员。“327事件”决定了万国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万国人的人生。

我28岁就做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的总裁助理，负责公司二级市场的投资业务。但“327事件”，使我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现在细细体味，最重要的改变是“心”的改变。“327事件”之前，我豪情万丈，激情四溢，对未来充满自信，充满憧憬和向往。举个例子，现在浦东陆家嘴的浦发银行大厦，本来叫“万国大厦”。2010年的一天，我和太保资产管理公司同事孙键、王琤他们，去在浦发大厦里面办公的长江养老保险公司开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进我的“万国大厦”，我有心结，我不愿意进去。那天我像祥林嫂一样地对我的同事们说，本来在这座大厦里我起码要占用一层的！真的，如果我和团队更努力的话，我和我的团队占用的层数还可能更多呢！

“327事件”一年后的1996年6月，我辞职下了海。本来以为这辈子就在海里混了，结果10年后的2007年我又有机会重新进入金融圈子。当时高国富调任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不久，高总在“327事件”后做过一年多万国证券总裁，对我比较了解。我应聘加入太平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投资经理做起，后做过几年证券投资总监，分管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外汇投资和固定收益投资，还做过两年中国太保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我的人生和事业上，管金生和高国富两位老板是我先后的贵人。他们都是万国的老板，都爱护下属。由于万国的少年得志的经历和随之而来的坎坷，我的生活越来越平静和幸福。这种平静感幸福感使我更容易包容，更容易和人相处，也更容易在一个团队内幸福地处事、幸福地为团体发挥作用。我在现在的团体里深感幸福。

这就是我的万国，我的宝鼎基金，我在万国的幸福生活。

这些都是万国给我的。我爱我的万国。

滕伟，曾任万国证券总裁助理，兼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交易部总经理；1996年4月离开万国；现任中国太保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