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永远的万国梦

我心中永远的万国梦

王培君

2011年初，我和秦曦与上海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范永进（他原先在市证管办工作过，彼此比较熟悉）会面，范主任这几年除了本职工作，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做抢救记忆的工作，组织编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忆文集，期间他谈起，你们万国人为什么不留下些回忆，你们可以写一本书叫“老万国人谈万国”。这一提议就此在我心中涌动。2012年11月9日，我与秦曦一起请老万国至今仍活跃在股权投资及证券金融行业第一线的三十余人聚会，晚餐聚会时谈起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不约而同的呼应，并推举吕明方先生具体筹划此事，正是因缘巧合，明方在万国成立五周年之时，策划出版了让万国人珍藏至今的《万国之路》一书，今日可说是再续前缘。自此，万国人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万国的那些人、那些事涌现笔端。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追求理想、崇尚英雄的时代，对我人生震撼最大的第一本书是《牛虻》，亚瑟那离奇的身世，凄美的爱情，为理想备受身心煎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斗士形象深深烙入我心底，第一次唤醒我朦胧少年时代心中渴望追寻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绚烂人生。我当时最喜欢的诗词是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因此当上山下乡来临时，我因为相信“反帝反修、屯垦戍边”的口号，差点写血书要求去最远的地方。1969年5月，我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落户。

在黑龙江的皑皑白雪中，一边劳作一边咬着大草甸里的冰块，我觉得是一种心灵的净化。九年后，病退回到上海，分到最底层的街道里弄生产组（即当时的家庭主妇为再就业，各自搬出自家的缝纫机、桌椅板凳成立的劳动合作组织，后来不少发展成集体企业），一天工资只有七、八角钱，我也没有悲观绝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市政府当时的集体事业办公室（后并入市经委）担任党组秘书，我仍记得第一天走进外滩市政府大楼时的场景，仰望着高大的柱子，穿过迷宫一样的办公楼，不禁有几分惶恐，我自问，进了上海最高办公机构，这不是梦吧？多少同学因此羡慕我。

在集体办工作的那几年，因为集体企业（其中不少就是街道加工组转化而来的）发展非常困难，大多是在艰难中求生存，我们去调研时，看到企业中有不少夫妇二人都是返城知青，因为贫穷，婚后连孩子也不敢生，真是十分心酸。我们当时整天研究如何搞活集体企业的方案，一次次与隔壁的管着全市企业体制改革的体改办会商。就在那几年，我认识了体改办几位主任，贺镐圣、蒋铁柱、徐家树，处长卓福民、田雨霖、水行川等，他们后来在万国参与企业改制时给予了很大帮助。

1987年10月，我参加市委党校首期外向型经济研讨班的学习，正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管金生，记得当时我们正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新提法——“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学们苦苦寻找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点，我们南下深圳、海南学习考察，日夜奋战设计了一套套改革方案。我记得当时有开发浦东、开发崇明岛、设立基金等，管总是当时思想最为活跃者。但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苦于无从实践。

1988年2月26日，管总来找我，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让他筹建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条件是答应他自主招聘和独立运营，他向我发出了加入的邀请。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我的心中腾地升起一团火。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突破口不正摆在我们眼前吗，设立证券公司，就是要发展资本市场，而作为市场经济最集中最高级形式的资本市场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我们将投身中国经济改革最前沿，参与书写新中国的证券史，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期待的！尽管当时管总告诉我，《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有人担心中国组建证券公司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而当时的集体办主任袁张度也曾挽留我，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几分悲壮，更多的是兴奋，我下海了。1988年4月我就参加了万国的筹建工作，开始了忘我的追梦经历。

25年后再回首，我的内心依然不能平静。直到今天，追求卓越的万国精神，仍感召着万国人一次次相聚，追寻往事，分享记忆，不能自已。我们一遍遍探究，一遍遍发问，万国精神是什么？万国梦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万国？

市场化的追求　万国梦的开始

股份制的体制，市场化的追求，这就是万国梦的开始。充满诱惑，充满憧憬，也为日后万国的发展孕育了无限的活力和无穷的矛盾。

当我们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投身市场，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家都不清楚什么是证券、证券公司时，也没有任何上级机关来指导我们，我们当初干了些什么？打开尘封的笔记本，回忆涌上心头。

1988年7月18日成立万国时共有8人，管金生为总经理，庄明、杨军、我均为部门经理，其余4人为刚招来的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到年底才十几个人。当时在上海轻工业供销公司的一间改建的仓库内办公。

1988年9月9日，万国举办“促进上海股份制企业发展研讨会”。在管总的带领下，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家大中型企业之间，热切地宣传鼓动股份制。我跟着管总现学现卖。在我笔记本“1988年12月9日”的那一页上记录着29家企业名单：自行车一厂、三厂、市百一店、异型钢管厂、自动化仪表三厂、上海电机厂等等。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改制上市了，以致如嘉丰棉纺厂陈嘉禄老总称我们是他的股份制启蒙老师。

1988年7月28日，我们开始参加上海申能电力开发公司的股份制改制课题组，当时还是华建敏（后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总经理。在他亲自主持下，当时的方案就提出：用电权与股票发行相结合；电厂投资参股制；一次批准，分期发行；先发优先股，后发普通股；吸引外汇股份等内容。

9月17日，又参加大飞乐股份公司试行转让国家股的课题组，11月上旬，与大飞乐一起举办“股份制企业研讨会”，来主讲的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英国公司，其董事长为汪道涵先生的私人朋友。议题有四个，国内外企业财务有何不同？英法国有企业如何转为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关系如何？英法对外国人购买国企股票如何受理？当时蒋铁柱主任总结发言时提出，希望飞乐成为国内第一家向国外发行股票的企业，万国成为第一家代理发行机构。

我们执着地相信，股份制将给国企带来新生，将给中国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希望，这也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万国就此开始了从帮助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到帮助企业改制，上市发行A、B、H股，资产重组的业务主线。

我们积极举办全国证券业务研讨会，努力培育市场。1988年10月20日，万国与日本大和证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证券业务研讨会及为期一周的“88证券业务高级研修班”。万国出钱出力，请来国际国内专家从证券业务ABC讲起，研讨会一连举办了3期。第三次于1990年5月7日与无锡市投资信托公司合作，在无锡开班，共6天，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共有157人参加，涵盖了26个省42个市，远至新疆。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的证券公司，还有全国各地的信托投资公司，包括信用社。有意思的是当时万国包吃、住、会务等费用，每人每天吃住预算30元，住在劳改局招待所，还为每人准备了一个塑料袋，内备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牙签、卫生纸一卷，想来招待所的住宿条件不佳。想想当年很是草根，如今，这些证券业的第一代开拓者大多已离开这个舞台，但当年虽然大家物质上很简陋，精神上却很充实，事业的责任，合作的热情，大家白天热烈讨论，晚上不停串门，直接洽谈业务，据笔记本上记载，我在会上成交的就有700多万。

三期研讨班一直办到1990年5月，粗粗算来，前后有300多人参加。这是一批火种，撒向全国各地，为全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作了铺垫。万国由此成为中国证券业的“黄埔军校”、证券业的老大哥。记得浙江省证券公司李训老总第一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时，一个电话过来说“老大哥，帮帮忙”，我们二话不说，全力帮助完成指标。

1988年7月公司成立后，一方面解决公司生存，一方面我们从尚未建立的国债二级市场中发现了可观的价格差异，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万国人背国库券的故事”。公司全体人员几乎倾巢出动，两三年里足迹遍及全国250多个大中城市。这时，全国研讨会上结识的各省市证券机构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收券，我们买入，用最原始的方法，5元和10元的票面，一叠一叠的用大麻袋装好，坐汽车搭轮船乘飞机一麻袋一麻袋地搬回上海。早年的万国员工几乎没有没搬过券的，我本人也有一次一个人从福州搬回几十万元国库券，左右手两个麻袋下飞机后，在水泥地上拖到候机楼时，麻袋已磨破，差一点点就露馅的冒险经历。后来还把市公安局杨鸿宾处长挖来公司，通过他的关系，得到各地公安部门的保驾护航。

国库券搬回来只是第一步，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才能实现资金的流动。但当时国库券都是行政摊派发行，人们把券压在箱底，根本没有投资的意识。于是，公司开始了“走企业，进社区”的扫街活动。为了培育国债投资者，我们印刷了大量传单，广为散发。营业部门口每天有大黑板宣传，通常很大的字体是当天的挂牌价，与银行储蓄率的收益对比。当时还免费办了不少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等。管总更是一马当先，组织翻译出版的《漫步华尔街》一书，在当年证券书籍稀缺的年代，成为不少青年步入证券业的入门书籍，他还在报纸上撰文连载证券知识，到处演讲。公司组织出了一套证券知识系列丛书，与上海电视大学搞了电视系列讲座，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面部表情十分僵硬。随着各家证券机构、个人大户的相继加入，国库券买卖才红红火火在全国开展起来。

可以说，最早的这场异地国库券交易，解决了当年证券机构的生存问题，亦是史上第一次金融证券知识的大普及，培养了第一批证券投资者，很多机构和个人从国债进入股票，更因此揭开了建立全国证券市场的序幕。

正当我们醉心于这些市场的奠基性工作之时，公司与现有体制的矛盾不期而遇。首先是各种非议接踵而来，当时金融管理部门的有些干部并不理解，当面指责我们：你们有什么资格召开全国性会议？你们是如何获知这些要改制的企业名单的？尤其是对异地国库券交易，更是批评我们“让上海的资金外流了”。更想不到的是，成立之初最吸引我们的“三无”（无级别、无编制、无上级主管单位）成为我们最大的软肋。

无编制，等于无户口，没有招工指标。万国成立后，挂靠在上国投。一开始上国投支援了万国10多个招工名额，但万国业务迅猛发展所需人才，是上国投根本无法承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有关部门转了一圈，但大家都不清楚股份制这种企业属于哪个部门主管，没有主管部门，就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总额，也就没有招工指标，一切都很茫然。解决无门，但业务发展又等不起，万般无奈之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采取用劳务费开支的方式过渡。

这一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后来在《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陆一的牵线下，经过市委办公厅同志的安排，1988年11月24日，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调研股份制企业时，来到万国考察。还要感谢当年的体改办，他们把当时唯一一家没有经过他们批准的不是很正统的万国放进十一家上海股份制企业名单中。领导来后，引起了各方重视，在此期间，上国投领导及人事处处长陈敏都做了大量工作，帮助我们化解困难，直到1990年5月21日，外经贸委朱子伟来公司告知，各方基本批准了万国工资单列方案，要正式打报告。当天还谈到一个重要细节，报告中必须有一条写明，万国万一以后搞不下去了，员工怎么安置？他们提出请股东单位按股份比例分担善后安排的任务。当然，我们没有接受这一既费力又难以成功的方案，我们义无反顾，自愿决定，企业解体，自寻出路。所以万国以后全部为合同制用工。

可以说当时进入万国的是一批最坚定分子，他们为追寻理想，投身万国，背水一战，再造人生，万国在，希望在，他们真正把个人与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也是万国这支队伍的强大所在。

直到1990年下半年，正式下达当年150个进人名额。之前大约为30人，其中12人为上国投编制，其余均为借聘。

无上级主管单位，成为竞争劣势。面对全国几十家清一色由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组建的证券公司，股份制的万国作为一家另类公司几度陷入困境。当年我们去企业谈股改谈发行，常常突然发觉气氛不对，企业老总十分拘谨，在座一位不曾介绍姓名身份者态度异常，总之会谈很不顺畅，结束后悄悄一打听才知道那位不介绍姓名者为某银行的信贷员，面对商业银行几百位遍布企业的信贷员的贴身紧逼，我们真的很晕。矛盾在竞争“市百一店”这一项目上爆发。当时的商业一局领导因银行贷款的压力，强行让企业与我们毁约，我写信向市里申诉，当时主持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庄晓天召开了一次协调会，时任万国董事长的上国投总经理鲍友德当着对方证券公司的上级单位某银行副行长等一行人的面，十分诚恳地讲了一句开场白，“万国是没有爷娘的，我只是他们的娘舅”，言下之意希望大家帮助万国，最后协调的结果是两家共同承销这一项目。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万国的出路不是找市长，而是靠市场。

我们迅速把目光投向全国市场，发行部突击扩充队伍，奔赴各省市。同时公司紧锣密鼓、限时限刻开设异地营业部，开始了开疆辟土的战役。营业部一经开业，就在当地证券市场燃起一把火，打出了万国的品牌。异地营业部老总个个是全能冠军，身手不凡。如当时的四川总部总经理杨怀旭，自己从投行做起，以不舍的追求拿下第一家在上交所发行上市的异地公司“乐山电力”。投行在当时能在各省市迅速拿下一批项目，这些“尖刀部队”功不可没。

无上级主管单位，又让万国占了不少先机。我们受到的行政干预少，一旦确定方向，行动迅猛，可以不按常规出牌。外地开网点，一声令下，全国开花，可以创造二十多天开出一个异地营业部的“万国速度”。开拓新业务，更是无所畏惧，大胆创造条件上，当年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创的“十个第一”，对市场的冲击巨大，成为全国的标杆性营业部。万国人以热忱、忘我、专业，感动客户，赢得机会，拼出一条生路。

无级别，拿不到增资扩股的批文。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全国营业网点的铺开，尤其三大商业银行组建的每家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明确为全国性证券公司的横空出世，万国区区3000万资本金已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急需增资扩股。但有关部门不认可万国为全国性公司，意味着不能增资到10亿，拿不到批文。后来，在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万国冒险闯关，1993年初，完成增资扩股，资本金从3000万增加到10多亿，股东从10家增加到近200家，在这些新增股东的倾情支持下，公司业务得以继续发展。但多年以后，此举还被有关人员认定为“非法集资”。

这些曲折磨难，难以一一言尽，很多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当年却很难很不容易。我的笔记本上在1990年7月14日写道：别人没有的困难，即别人没有的机会。所以这一切并没有挫败万国人对市场化的追求，反而锤炼了万国这支队伍，越是困难越是亢奋，不服输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和不断业务创新的能力。

市场化的追求可以说是万国的DNA，铸就了万国的性格。

国际化的志向　万国梦的魅力

比肩国际金融机构，立志做中国证券公司的“No. One”。这就是万国的志向，万国梦的魅力。

创立时即取名万国，英文为International（即“国际证券公司”）。可以说国际化的取向与生俱来，我想这与管总海外留学背景、国际化的视野息息相关，也与他不服输，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性格的一脉相承，成为万国人的不懈追求和傲骨。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1989年7月21日，上海外管局汪钰华处长主持会议，研究当时万国证券提出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以及组建“上海基金”等事宜。会上谈到上海基金已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金管司金建栋，调发处刘正平、王亚克等诸位的赞许，认为这是中国证券业的创新和机会，希望进一步探讨具体实施的可能性。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一流证券公司时，万国把自身的发展目标定为成为“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可以说万国以后的一些重大业务、管理创新都是为了这一国际化的万国梦。

美林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投行业务、经纪业务比翼齐飞，很适合当时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模式。万国先后设立万国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部，建立大投行体系，可以说都是从美林借鉴而来。

当年我们与欧美证券公司谈合作订协议，有时已与他们的总裁谈妥，但迟迟不见下文，细问之下才知协议文本还在对方公司法律部门审核，法律部门比总裁还牛，他们没通过，一切不作数。受此启发，吕红兵加入万国之后创建的万国律师事务所应运而生。

至于设立投资银行部，现在哪家证券公司没有投资银行部，但在当年，真是一大创举。在西方的金融市场中，给资本市场提供直接融资服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叫投资银行。我们国内的证券公司至今还俗称券商，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一二。我们当时想，公司的名称不能改变，但为了彰显投资银行业务是公司的核心龙头业务，就决定把当时证券公司普遍设立的发行部改为投资银行部。新闻报道后，管总讲他接到某领导一个电话：“老管，你又闯祸了，怎么设立了一个银行”。现在再看当年的新闻稿，其中还有一段专门解释万国不是设立银行，而是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万国的投行业务能如此出色，公司对它的定位至关重要。马云有个比喻，大意是讲，在阿里巴巴，他是大哥，要辛勤工作，供弟弟妹妹（支付宝、淘宝）读名牌大学。我借此打一个不准确的比喻，早年在万国，经纪业务是大哥，辛勤工作，供投资银行部读名牌大学，后来他们成为万国的骄傲。

野村证券在日本证券界的稳固老大地位让当时的万国人心仪。为了全面学习野村，我们专门招了一名优秀的日文翻译俞玫。为了跟上国际化的步伐，1989年6月公司派我去日本大和证券香港公司培训一个多月，1990年7月又去美林学习一个多月。1994年管总又亲自带队，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再次去野村考察学习。这次我们一头扎进去，把野村内部一整套规章制度包括职级安排等一股脑儿搬回来，让俞玫翻译，准备借鉴后搞一套“万国手册”。但野村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所相对独立的业务模式，有集中的信息数据库，权威的研究报告，有影响力的刊物，不仅为野村证券服务，还为众多中小及海外证券机构服务，更是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机构，为野村作为一流证券机构奠定了地位。我们认定这就是我们要的证券研究机构的模式，在原来发展研究部的基础上组建全新的研究中心。万国与申银合并后，我分管了研究中心，在庄东辰博士、秦曦等共同努力下，万国当年的改革得以继续下去，相对独立的申万研究所非常成功，在业界有很大影响。这已是后话。

随后几年，万国又迈出了更大更实质的步伐，收购“大众国际”、“王证券”，建立万国香港公司，进而谋划在全球的市场布局。

可以说，国际化成就了万国在市场上的标新立异，引领潮流，国际化就是万国的范儿。

志同者的舞台　万国梦的最大实现

当年的证券市场前途未卜，人才匮乏。在管总事业与人才共长的理念下，万国首先是揽才、育才，努力占领人才高地，成就了当年的万国。

当时金融行业的员工大多是来自金融专科学校的大中专学生。万国首先把目光对准名牌大学，这里有最不缺乏理想最具学习能力的年轻人。管总亲自去演讲，万国首开证券业在高校设立奖学金，到全国各地名牌大学公开招聘。理想一经点燃，势不可挡，一批批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学老师奔赴万国。万国专为外地学生设集体宿舍、集体户口，可以说这批大学生是证券业打开大门培养的第一批新上海人。万国又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招收了一大批业务功底扎实，有抱负的中层干部。很多人放弃了原单位加薪提拔的挽留，甚至辞职来到万国，甘愿从营业部最底层一名普通员工干起。这些基本都没有金融从业工作的人为梦想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干，全凭大家自己到市场中去闯。当年公司派年轻人陈耀华去深圳筹建营业部，走之前他来我办公室请示怎么干，他记得我的回答是，陈耀华，万国还没有一个人来问怎么干，你是第一个，这是公司给你的机会!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干。万国人只能向市场学，向老同事学，在实践中学。所以当年在万国，最流行的尊称为“老师”，除了一些真正当过老师的，大部分是先进入公司有点经验的。在万国没有任何论资排辈，彻底的能上能下，只要你有想法，就会给你一个奋斗的机会。

万国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万国激发了多少人的无限潜能，万国让多少人梦想成真，成为人生中最为难忘的岁月。

我本人也是一个万国梦的编织者，万国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在分管投行工作那几年，俨然成为应对“疑难杂症”的专家。但凡投行部搞不定的，项目被人拦腰夺爱的，项目复杂、影响大，需领导出场的，除了管总，就是我斗志昂扬奔赴一线。有时在办公室决定后立即出发，有时在出发前一刻才获知能见到某位负责证券业务的副省长、副市长或体改办领导。出发后坐在飞机上的那几个小时，是大脑紧张工作的时刻，搜肠刮肚，想想该省市的经济结构、风土人情等等，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下飞机，赶紧向接机的当地营业部总经理进一步了解情况。路上还要设计一下开场白，以期先声夺人，让对方感觉万国不同凡响，不忍拒绝，即使本次项目实在做不成，也能为以后合作埋下机会，或者直接达成合作意向，拿下下一轮项目。我的信条是：不管成功与否，一定要努力过，不留遗憾!那些年，我一年有大半年在外奔波，常常一天被安排七、八场会谈，从共进早餐开始，直至深夜还在继续。我这个因肺结核从黑龙江病退回沪的知青不由感叹连病也不敢生。有好几次在机场候机室碰到申银证券的老总阚治东，我们在台上是竞争对手，也许，下一刻马上要奔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企业，但在台下不由惺惺相惜。我俩谈到在外地出差，忙到想给孩子买些礼物也没时间，竟不约而同把飞机上提供的点心盒带回家送给孩子，以聊补于无。也许人们会说，现在的证券从业人员也是一样辛苦。但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现在的辛苦后面的激励机制完备。而早年的万国人，证券人，在几乎没有清晰的物质奖励之下，大家为荣誉而战，为理想而战。这种至真至纯，实为珍稀，所以难忘。

万国当年拥有业内人数最多，学历最高，最年轻最敢想敢干的人才队伍。“327事件”后，万国的济济人才和具有超强盈利能力的全国网点，立即引起业内高度关注，中信证券的董事长常振明亲自带队来上海秘密商谈合作之事，当时派到万国爱才惜才的代总裁高国富后来告诉我，因万国如与中信合并，上海将失去一个地方金融机构而未获支持。

可以说，怀揣梦想来到万国创业，至今仍在传承追求卓越精神的万国人是万国留给社会的最大财富之一，也是万国梦的最大实现者。

谈到万国梦，不能不提万国的创始人管金生，他对万国可谓是殚精竭虑，承受着旁人不知的巨大精神压力。他以超前的战略眼光，敏锐的市场直觉，独特的个人魅力，国际化的视野，一开始就为万国树立了很高的标杆，把追求卓越化为万国人的集体意识，把梦想的种子植入人们心中，成为万国人不悔的追求!

今天我们最要感恩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

当年没有汪道涵老市长和龚浩成行长等人的大胆创新设计，没有上国投为首的十大创始股东的风险投资，也就没有股份制的万国，万国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2013年1月，我与李济生一起去拜访了龚行长，走过没有电梯、陈旧斑驳的水泥楼道，来到五楼龚行长家中，门一打开，一股呛人的烟味迎面扑来，原来八十多岁的老行长家中东西烧煳了。在逼仄的空间中，走道靠墙放一张八仙桌即为餐厅兼客厅了，一共三个位子，一个位子紧靠大门，我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头方凳上，不由心中无限感慨“这真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啊！”龚行长笼着双手，脸色红润，爽朗的嗓音不变，谈起当年的改革设想，特别提到了当年万国艰难的诞生过程。

在1988年5月19日，万国股东代表筹备会议上，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朱小华副行长在发言中明确希望万国起步即要按国际化标准来运作管理，将来要作为公开上市的证券公司来组建，为上海金融发展作出创新。还有英年早逝的罗时林副行长，多次参加万国董事会及组织有关方面研究万国提出的种种超前方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特别要感谢当年汪道涵老市长担任万国的名誉董事长，给了万国一面旗帜，亲自指导万国的各项创新业务。分管金融财贸的庄晓天副市长顶着压力，帮助万国实现增资扩股，从当时上海仅有的八条专线中为万国特批一条上海通深圳的专线，成为万国开展深圳股票业务的“生命线”。前些日子，我与李济生去拜访了庄市长，我为当年庄市长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为万国出事后，有人传言要揪出后台，对庄市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示歉意，儒雅的庄市长一笑了之。他娓娓道来，作为当年分管金融财贸的副市长，希望为上海培育出几家优秀的金融机构，而与老管谈了几次后，感觉老管有想法、懂金融，所以对万国的支持实为苦心一片。

历史不断地证明，当一个群体，一个个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会创造出多少难以想象的奇迹啊。

万国的梦想如此绚烂又如此短暂。梦断“327事件”，让多少万国人神伤心碎！

今天冷静回头来看，关于“327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也许见仁见智。当时的国债期货市场尚不具备条件而开设时，已孕育着风险，再加上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市场中，游戏规则和风险控制手段的不健全。“327”国债事件是在1995年2月23日发生的事，国家有关部门在2月26日才颁布了《国债期货暂行管理办法》，所以很多人断言，没有“327”，早晚也会有“427”、“527”事件，但为什么是万国撞在了枪口上，这么一家志在长远，执着创新，朝着国际化方向迈进的公司，为什么会倒在区区一个部门一个业务品种上。

交易总部当年为何逆势违规操作，我们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据知情人讲，当时就直接问过，交易总部坦承是崇尚所谓的实力政策，认为以万国的实力，加上市场上众多的追随者，就能取胜。加之不久前在某品种上赚了几千万。这真应了那句“什么东西一旦不正常膨胀，就离破碎不太远了”。

重温《万国之路》这本书，读着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的文字，尤其在万国精神高层研讨会实录那篇文章中，与会嘉宾对万国精神作了精彩的阐释，但其中争论最热烈的问题却是，创业初期以奉献感召来凝聚人心的万国精神，还能坚持多久，还应该注入什么新的动力。我当时在会上也坦陈，这五年万国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希望能获取新的力量。从中不难察觉，精神层面的深层次危机已是悄然而至。

多年以后，遇见湖北证券公司的老总陈浩武，这位证券界的思想者感慨道：“中国的企业太容易生皇帝病了。”联想起万国早年在众多的广告语中独独选中了“万国证券，证券王国”这一句，莫不是冥冥之中早已有了暗示？

可以说真正击垮万国的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魔，心中那头没有驯服的老虎。万国的故事以悲剧谢幕，回忆这些是很残酷的，它们就像一把刀扎进我心中，又断在里面，一碰就隐隐作痛。

今天我们明白，单项独进的改革难以成功。看看今日证券业市场化道路之艰难曲折，想想当年我们真是太天真了。在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手段管理着本应最市场化的证券市场时，市场的扭曲，人性的复杂，悲剧注定难以避免。但我们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如果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定要有人作出牺牲，那么历史选择了我们成为市场的铺路石、奠基者，直至先烈。

万国作为一家法人主体的公司已不复存在，但万国人还在路上，万国的故事还在流传，万国的故事让人们坚信，理想仍是照亮我们人生之路的那座最亮的灯塔。当我们胸怀理想时，人性的一切光明面会集结起来，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王培君，曾任万国证券副总裁；申银和万国合并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副总裁，1999年5月离开万国，后任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上海上创信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