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史料》评介

《中央银行史料》评介

刘　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演变的必然产物，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国家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1928年中央银行的建立，堪称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特别是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研究中，中央银行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相关史料的收集和刊布，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央银行的进一步研究。最近《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以下简称《央行史料》）的面世，极大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这部由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资料集，分为上、下两卷，共计185万字，由我国资深金融史专家、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85岁高龄的洪葭管研究员主编。

洪葭管先生著述丰富，他主编和担任主要撰稿人之一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自出版以来，一直被作为高校财经和经济史、金融史等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国金融通史》（第一、三、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并著有《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尤其在金融史史料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先后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而这部《央行史料》的编纂，更花费了洪葭管先生多年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正如中国金融学会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完成这样一部一百数十万字，以旧中国特大型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的资料书，无疑是一项繁复的、多头绪的系统工程，正因为它是用足够的力气建造起来的，这个‘建筑’也就会是坚固的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据笔者所知，业已出版的数种档案汇编、专题资料集之中，就包含有关于中央银行的史料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档案类资料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题资料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1991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寿充一、寿乐英:《中央银行史话》等。这些出版品，或从不同角度，或从不同时段，为中央银行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方面的借鉴。

和上述资料相比较，无论从专题性、系统性，还是从篇幅而言，《央行史料》都具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对于中央银行从1928年11月成立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为止，共计22年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题资料，进行如此集中的刊布，这还是第一次。

从《央行史料》的体例看，全书按时期分为3编、24章，反映了中央银行22年历史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活动。第一编为抗日战争之前时期，分为7章；第二编抗日战争时期，分为10章；第三编抗日战争之后时期，分为7章。该书辑录的资料，以摘录有关足以说明史实的部分为原则，比较重要的史料则全文辑入。在辑入的资料中，一般以标题提示相应内容。全书各编标题分章、节、目三层，有的因内容较多，目以下还设有子目，以方括号标之，但不列入目录。在编者认为标题尚不足以提示所辑内容或资料内容中容易引起歧义的，则另作必要的附注或脚注说明。

从《央行史料》的主要内容看，第一编辑录的是1928年11月至1937年6月，即从中央银行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有关资料。第一章“筹备、成立和最初几年概况”，反映中央银行的筹设经过与成立，条例、章程及组织机构，以及最初几年的概况等；在该章末还附录了广州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汉口中央银行）的有关资料，使得读者可以对中央银行的沿革特别是正式成立前的有关情况，能够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把握。第二章“早期货币发行和实行废两改元”，反映中央银行的早期货币发行概况，1931年发行海关关金本位钞票，以及废两改元的整个过程；其中，对“废两改元”的反映尤为详细，包括了废两改元前的准备阶段、宋子文等在决定废两改元前夕的策划、废两改元的实施，以及废两改元后中央造币厂的相关运作等。第三章“经理国库，多方聚财，支持内战”，反映了央行经理国库的由来，经收关税、盐税、统税和吸收公款存款及代理省金库，国库用于庞大军费支出等情况；这一章还收集了不少国库支出直接用于“剿共”的事例，以及国库垫拨蒋介石等特别费的情况。第四章“经办公债的发行还本付息”，反映央行经理公债收付并自行买卖公债、初期公债发行概况，以上海银行家为主体的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和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行统一公债及复兴公债，以及举借美麦和美棉麦借款的有关情况。第五章“设立中央信托局，统一购办军火”，反映中央信托局的设立，专设中央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由中央信托局替国民政府统一购办军火等情况。第六章“以央行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信用体系的确立”，反映的是1935年中央银行理监事人选变动、增资，中央银行法的公布，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的拟议，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形成“四行两局”，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民族资本银行等情况。第七章“法币改革”，反映了法币改革前的情况与动向，包括白银外流引起经济金融危机、李滋罗斯来华、杨格等拟定币制改革方案等，实施法币改革的有关法令，美、日两国对币制改革的反应，大量白银运美出售充作外汇基金，以及法币发行后各地金融情况等。

第二编辑录的是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的有关资料。第八章“战时业务概况”，反映的是战时各年营业报告、战时各年盈余及分配情况，以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报告中透露的金融严峻情况等。第九章“外汇管理和中英美平准基金”，反映了1939年成立的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1941年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外汇管理委员会、外汇审核委员会，以及战时汇率变动及结汇情况等。第十章“战时外债及其运用”，反映了战争初期的外债，包括初期向美国的四次借款、向英国的两次信贷借款和与苏联的三次易货借款，1942年向美国政府的五亿美元借款及运用，1944年五千万英镑英国借款等情况；该章末还附录了中美互助协定、反租借协定和清算中美战时帐目等。第十一章“滥肆发行，通货日益膨胀”，反映了抗战初期法币发行的概况，包括大票、本票相继出笼，纷纷向英美印刷厂订印钞券等通货不断增发的情况，1942年扩大发行关金券、1942年实行法币统一发行、法币在沦陷区行使情况，参政会、立法院对通货政策的意见，以及抗战八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概况等。第十二章“大量放款，扶植官僚资本企业”，反映了中、中、交、农四行的联合放款、工业贷款及央行的转抵押，战时生产局透支及转抵押，对中国兴业公司投资和贷款，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对政府机关的贷款，农产、贸易、公矿三个调整委员会的基金，资源委员会借款，花纱布管制局垫款，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透支等。第十三章“国库垫款”，反映的是央行垫付内债基金、垫付军费及各种特别费，包括蒋介石手令垫付军费及其他各种特殊拨款、战时财政垫款，以及央行为财政部垫款的统计等。第十四章“四联总处的垄断和央行通过四联总处加强在四行中的地位”，反映了四联总处的成立，四联总处1941—1945年工作报告，蒋介石亲自过问四联总处工作，孔祥熙通过四联总处使央行权力凌驾于三行之上，以及1941年蒋介石下令封存现钞等情况。第十五章“战时收购黄金和出售黄金”，反映了抗战初期加紧收购金银，包括制订进一步收购金银办法、主要年份收兑金银情况等，抗战后期出售黄金，包括出售黄金概况、郭景琨受纠举和起诉的情况等。第十六章“关于参加筹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前的拟议，包括接受要求、决定参加、积极筹备等情况，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的一些情况，包括中国执行干事的报告书、参加理事的人选及交易机关等。第十七章“从参政员的质询看蒋管区战时金融财政等的一些腐败情况”，反映了参政员的质询和财政部的答复，包括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及第二次大会参政员对金融情况的质询和财政部的答复，以及为应付参政会质询财政部所预拟的答案等。

第三编辑录的是1945年9月抗战胜利至1949年5月中央银行被人民政府接管前夕的有关资料。第十八章“强夺胜利果实，造成惊人垄断”，反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情况，包括沪宁地区财政金融的接收和敌伪产业处理等，八年抗战央行外汇、黄金储备的巨额积累，战后几年央行的业务与损益，以及央行增资等情况。第十九章“战后的外汇管理业务”，反映了调整汇率、开放外汇市场，外汇大量消耗、重新限制用汇，发行美金债券，三行两局外汇移存央行，蒋介石手谕拨给外汇及购买军事器械等，外汇资金枯竭、侨汇来源减少等情况。第二十章“抛售黄金和‘黄金潮’”，反映了1946年抛售黄金前的概况、抛售黄金的过程、黄金案、黄金潮后禁止黄金买卖，以及接收敌伪白银、外运及在国外出售白银等情况。第二十一章“所谓美援”，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在战后渴望继续得到美援，美国政府通过“援华法案”，美援的运用，战后美援的总额等情况。第二十二章“掌握重要物资，作为抛售筹码”，反映了央行为掌握物资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主要物资包括花纱布、粮食及食油、工矿产品的收购与抛售，以及为推广输出争取外汇而办理物资外销与易货等情况。第二十三章“法币崩溃，改发金圆券”，反映了蒋介石以“总统命令”颁布币制改革的法令法规，金圆券发行前后的紧张活动和措施，发行准备金，各地发生抢购风潮，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发行额的迅速扩大，以及强令收兑金银和移存外汇等情况。第二十四章“劫运金银至台湾，一片惊慌声中垮台”，反映了将各地所有金银先运至上海集中，再分批运往台湾，成立金银平准基金委员会，全国各地金融一片混乱，以及央行负责人逃离及财物运台等情况。

初读以后，感到《央行史料》至少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该书资料的来源比较广泛，“是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与文献中选取出来的”。绝大部分选自档案，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地所藏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财政部、经济部、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外汇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内部各局处的原始档案等，其中包括部分英文档案。一部分选自刊物和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中央银行月报》、《汉口银行杂志》、《社会科学杂志》、《全国银行年鉴》、《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福讯》、《海光月刊》，以及一些专题资料，如《文史资料选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金融话旧》、《陈光甫的一生》、《五十年来之中国通商银行》、《T．V．宋豪门资本内幕》、《CC豪门资本内幕》、《民国经济史》、《广东纸币史》、《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建设记录1927—1937》、《中国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1937—1945》、《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及其外援》、《蒋家王朝的财政预算和国库管理》等，以及英文版的《美国外交文件》。极少部分则选自较为可信的访问记录，如“王紫霜回忆录”、“朱博泉谈话记录”、“李立侠回忆”等。每则资料均在文末用圆括号注明资料来源或出处。

第二个特点是资料的编排比较周密。《央行史料》虽然长达185万字，但读后没有庞杂的感觉。编者对资料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和安排，基本上是按照问题组织篇、章、节、目，并“以摘录足以说明史实的部分为原则”。在资料的收集与取舍上，并不只是简单的分类和排列，而是“经过细致的爬梳抉剔、整理排比”，并注意了各段资料之间的连贯和呼应，形成了自己的严密体系和逻辑结构。这充分显示了编者驾驭史料的深厚功力。仅举“法币改革”为例，从上卷的第316页至第383页，共67页的篇幅，8万余字，其中包括法币改革前的情况与动向（14条史料）、实施法币改革的法令（16条史料）、美日两国对币制改革的反应（22条史料）、法币改革后大量白银运美出售充作外汇基金（40条史料）、法币改革后各地金融情况与通货膨胀（11条史料）等。整个编排充分考虑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国际国内的背景因素，就研究法币改革而言，基本上已经构成了一本专著的框架。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中美英平准基金、1942年五亿美元借款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个特点是兼顾了专业研究和一般阅读的需要。编者在“前言”中提到，“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不可能如专著那样完整和有严密的逻辑性”，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兼顾了专业研究和一般阅读的双重需要。一方面，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看，《央行史料》对近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以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等，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具体史料和线索，如上卷第十一章第593页至598页“山西阎锡山要求领用法币的经过”，篇幅不算太长，但史实脉络已相当清晰。其中包括:山西省政府要求以现银500万元和晋省债券500万元换取法币；中央银行答复应将银币先运汉口；阎锡山要孔祥熙“关怀桑梓”；孔祥熙推说须提交发行准备委员会审议；为晋省领换法币事，孔祥熙电蒋介石请示；阎锡山再电要求通融；省债折扣作抵及接运事；对山西领券800万元，央行加印暗记。再如，第三章第131页至第134页垫付送其他军政人员及新闻单位等款项（送吴佩孚五千元，送冯钦哉、樊崧甫款，送萧振瀛二万元，每月付曾仲鸣五万元，励志社特支费一万元，送张辉瓒之子留学费等），第十三章第713页至第738页蒋介石手令垫付军费（军事特别费、黄仁霖的战地服务团招待美军费用等），以及其他各项特殊拨款（孔祥熙机密费及赴美费用、孙科特别费、宋子良特别费、新疆盛世才各项费用、董显光特别费、“国民经济研究室”秘密工作费等），许多相关研究都可从中发现有用的线索。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央行史料》编写时，其内容涵盖了央行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涉及了其业务职能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发行、经理国库、经办国债、外汇管理、黄金管理、对外交往等，以及废两改元、法币改革、四联总处等重大事件。编者为方便阅读，还特地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前言。因此，一般读者完全可以把这部史料集作为一部《中央银行史》来阅读。

如果说对这部资料集还有什么苛求的话，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资料的来源还可以进一步拓宽，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海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中所藏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相关资料，还可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比如，关于1948年金圆券政策的颁行，已有吴景平先生编注的一组史料（载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318页），共有30余条，选自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缩微档，编号第390，主要内容是当时与发行金圆券有关的一些重要官员，如翁文灏、徐柏园、俞鸿钧、宋子文、徐堪、俞大维、孙科、卫立煌等就金圆券颁行之事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函电。这组史料对了解金圆券政策相当重要，但在《央行史料》中基本未涉及。

二是由于编者的视角关系，对相关史料的征引还不够全面。对任何一部史料集的编者而言，都习惯于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编选史料。这是正常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局限。《央行史料》的编者在前言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了自己对“四大家族与金融”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正文中也多次出现类似标题，如“对孔祥熙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投资和贷款”、“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贷款”，“中央银行单独对官僚资本企业的贷款示例”、“加速蒋家王朝灭亡的币制改革”等。应该说，金融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研究金融问题离不开研究政治背景的深刻影响，但金融问题同样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和特点。举例而言，第六章“以央行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信用体系的确立”中，专设第三节“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民族资本银行”，反映了“小三行”发行准备空虚，被乘机兼并，“小三行”加入官股，成为官商合办银行，“小三行”官股占绝大比重，董事长、总经理易人等情况。从已提供的史料看，对“兼并”这一过程本身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但“小三行”到底为何会被兼并？它们的发行准备不足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事实上，编者的另一篇文章《20世纪上海金融的变迁》（载《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谈到，兼并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行准备不足的老牌银行，是国民党政府加强金融垄断、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如果能够适当补充一些有关“小三行”实际经营状况的史料，特别是发行准备方面的具体统计数字，那么，读者对当时为何采取相应的金融监管措施，或许会有更全面、准确的理解。

三是对所征引的相关资料的出处标注还可更详细、规范。《央行史料》对所引档案资料的出处，有少量的标注了完整的档案全宗号、目录号和案卷号，如第十七章第895～904页“关于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的质询和答复有关战时金融的情况”等；还有部分档案用另一种形式标注，如“（央行）常务理事会2195次会议，1940年11月29日”等，这对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所引档案，只标注了“中央银行卷”、“四联总处卷”等，似尚嫌笼统。从专业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再版时能对注释作一些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该资料集的学术价值。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瑕不掩瑜，《央行史料》从总体上说是一部相当好的资料集。这里，引用中国金融学会在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评的结束:“把近代中国一个垄断性强、规模无比巨大、权力震惊中外的中央银行，用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予以符合实际的、有力的刻画，使其真实性更加显露出来，供学术界研究利用，供当代银行家借鉴，供广大金融工作者了解，供全国读书爱好者有一睹为快之感，便是这个出版物在科学上的贡献和尽到了它的历史责任。”

（作者刘平，供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