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搜集与整理

一、史料搜集与整理

史料是研究的基石。上海近代出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可分为某些出版机构个案材料、出版某一领域的专门材料以及涉及出版多方面的综合材料的整理和出版三个方面。有自身店史材料的汇编，有业内人士的回忆，有同类材料的结集等。

1.出版机构个案材料方面。出版机构个案材料多集中在几个大的出版机构。出现最早的是191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三年记略》。该书记录了中华书局的创立经过，以及三年来在组织、营业、出版印刷、大事等方面的情况。此后，中华书局基本上每年都出版《中华书局概况》，介绍这一年度资本、组织、经营等方面的情况。现存的个案资料主要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二十二年、民国二十五年等年份的《中华书局概况》。

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也于1926年出版了《创立三十周年商务印书馆志略》。该书介绍了商务印书馆的创立经过、组织概况、股本增加情况、编译出版情况、印刷技术改进情况、获奖情况、附设的教育设施、职工待遇等，为商务印书馆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书中的大量图片，更加直观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出版状况。此后，商务印书馆基本上每年出版一套《商务印书馆志略》，现存的有民国十七年、民国十八年等年度的《商务印书馆志略》。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役中遭到破坏，该年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向社会介绍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被毁经过，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1934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复业后概况》。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等汇编资料也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的店史资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开始出版。1931年大东书局出版了《大东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册中除记录大东书局的发展状况、出版成就、附属机构外，还有蒋梦麟的《中国出版家的使命》、章衣萍的《我对于中国出版界的希望》等文章。1933年，该书局又出版了《大东书局之过去情况和今后计划》，介绍了该书局自1916年创办以来至1933年间的情况。1946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世界社世界书局与世界学典》。该书介绍了世界社、世界书局的创立、发展经过以及编译《世界学典》一书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店史材料方面的出版较多，涉及的面也较广。就已经出版的书籍而言，涉及的出版机构主要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亚东图书馆等几家。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⁹⁾、《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上下编⁽¹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生活·读书·新知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集1932—1982》及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¹¹⁾。前几本书皆为商务、中华、三联的昔日同人以及与商务、中华、三联有过密切联系的人员所写的有关这五个出版机构的回忆文章结集，主要记述商务、中华、三联创业人和一些知名编辑家业绩的材料，也有作者与这几个机构相关的经历描述。《回忆亚东图书馆》则为昔日长期在亚东图书馆工作的汪原放先生独自撰写的，述说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到歇业的过程，对其各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和相关人物都有回忆，书中直接引用的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材料较多，史料价值很高。

涉及上述出版机构的单篇文章，见于《出版史料》的有高崧的《商务印书馆今昔》、叶圣陶的《为我和商务印书馆》、杨荫深《在商务的十八年》、顾祖荫的《商务门市部的“开架”创举》、李侃的《中华书局七十年》、吴铁声的《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邵公文的《纪念生活书店五十年》和《三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的批发工作》、徐血寒的《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戈宝权的《我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郑超麟的《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等。涉及其他出版机构的，有李青悚《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与世界社》⁽¹²⁾和朱联保《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¹³⁾两篇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文章；章克标的《记开明书店》⁽¹⁴⁾以及先后发表于《出版史料》的关于内山书店的，吉少甫的《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山下恒夫的《内山完造年谱》、内山完造的《花甲录》（选载）及曹聚仁的《内山书店》；关于大东书局的有，孔繁楠的《大东书局概况》、储品良的《1916—1931年的大东书局》和《回忆大东书局片断》、沈鹤松和张翔生合著的《大东书局印刷厂前前后后》、姚梅华的《大东书局局片断》及《大东书局书目选录》；关于海燕书店的有创办人俞鸿模先生的《海燕十三年》及胡风的《〈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除此之外，还有王知伊的《开明书店纪事》、沈松泉的《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等。关于其他出版机构的回忆，有郑超麟的《记上海书店》、范泉的《一段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冯和法的《回忆大时代书局》、胡山源的《我与日新出版社》、施蛰存的《我和现代书局》、楼炜春的《儿童书局及其创办人张一渠》和《忆天马书店》、吴铁声的《一家专业出版英语读物的书局——竞文书局》、邓明以的《陈望道和大江书铺》、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钱君《略谈万叶书店》等。这些回忆录绝大部分是根据其自身经历、见闻或相关资料整理所得，从不同的侧面述及近现代上海出版活动。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方富荫等翻译、先后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一份长达几十万字的《同文书会年报》（后期名《广学会年报》），它是外资在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年度报告，是研究广学会和西学传播的重要史料。

2.出版某一方面的专门材料。这方面出版的材料包括出版机构、出版人物、出版法规等方面。出版机构方面，1949年以前较重要的有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第一科庶务股出版的由该局第四科通俗教育股编的《上海市书店调查》和1948年上海书业公会编的《上海市书商同业公会会员名录》。前者涉及上海书店的名称、业务、地址、经理姓名、资产统计等，后者关乎上海书商同业公会的会员名称、负责人、区别、地址等，末尾附有《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章程》。80年代后，出版的这方面材料中最为重要当属朱联保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¹⁵⁾。作者以自己长期从事出版业的经历和见闻，结合其他资料，以笔画为序，对近现代上海500多家出版单位的建立、负责人、地点、主要出书方向等方面进行了勾勒。在全书的前面，还有13000多字的《漫谈旧上海图书出版业》，对旧上海的出版机构进行总体概述，使人们能看出近现代上海出版机构的总体轮廓。可能由于作者所见资料的限制，书中有些出版单位异常简略，仅备一名而已。书中的讹错和可商榷之处也不少，就笔者所见，也还有不少有名称、有地址的出版单位未能收入。有的出版单位的地点、负责人的递变未交代。尽管如此，作者以个人之力、抱病之躯完成这样一部史料集是值得称道的，它也是目前对上海出版机构搜罗最为丰富的一本书。除这些外，20世纪40年代，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¹⁶⁾和苦竹斋主的《书林谈屑》⁽¹⁷⁾两篇关于上海旧书业的回忆文章，所论皆古旧书店的变迁和经营方式上的变化，此外还述及一些古籍的流向，均为书林掌故性质的资料。

出版法规方面，刘哲民的《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¹⁸⁾对清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所颁布的出版新闻方面的法令法规进行了全面的搜罗，每个时期分为一部分，全书共七个部分，后三个部分为附录。附录一为《国民党政府地方单行法令》，附录二为《伪维新政府法令》、《汪伪国民政府法令》、《伪华北临时政府法令》和《伪满洲政府法令》四个部分，附录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律》和《上海法租界总领事署章》，是研究上海出版史，特别是研究近代出版法令法规不可缺少的资料书。

出版界职工运动方面，1991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和《中华书局职工运动史》对商务、中华的企业发展状况、组织结构以及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待遇特别是工会组织和政治经济斗争方面介绍尤强。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上海市轻工业局党校政治教研室、上海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在1984年至1986年编辑、出版的《印刷职工运动资料》三辑和1987年出版的改名为《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4辑）主要是有关上海印刷工人的组织斗争情况和印刷工人人数、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的介绍以及专题研究、工厂史、人物传记、新闻报道和报刊资料等。

出版人物方面，有关张元济的资料出版尤多，除上文提到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大庆的三书收录的外，关乎日记的有《张元济日记》上下册两种，一种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时间断限为1912年至1926年；一种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增加有1926年以后到1949年的有关内容。关乎书信的有《张元济书札》⁽¹⁹⁾、《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²⁰⁾和《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信札》⁽²¹⁾。另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的《张元济年谱》及刊于《出版史料》的顾廷龙的《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汪家熔的《张元济主持的古籍影印工作》、张树年的《邹韬奋狱中致先父张元济书简》等。有关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陆费伯鸿的书籍和文章有1941年王云五的《悼念陆费伯鸿》，1946年邓子展编辑的《陆费伯鸿先生年谱》以及刊于《出版史料》的王震的《陆费逵年谱》。与邹韬奋相关的回忆材料也不少，如《韬奋全集》14卷本⁽²²⁾、“走近韬奋”丛书8种⁽²³⁾，与出版直接相关的《韬奋新闻出版文选》、《韬奋书话》，回忆性文章有胡愈之的《伟大的爱国者韬奋》以及复旦大学新闻研究室编的《邹韬奋年谱》⁽²⁴⁾；另外，王受南主编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²⁵⁾、赵家璧等著的《编辑生涯忆鲁迅》⁽²⁶⁾；《出版史料》第六辑发表了纪念胡愈之先生的专集，有柯灵的《追忆胡愈老几件事》等10篇文章，其他涉及的出版人物还有熊崇善等著的《李达与出版工作》以及有关朱经农、高梦旦、舒新城、巴金、郑振铎等近现代上海出版人物的回忆文章。

3.综合材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去经营出版业的部分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逐步写了一些近现代出版业的回忆文章，开始系统地进行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其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²⁷⁾、二编⁽²⁸⁾，《中国出版史料补编》⁽²⁹⁾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上、下卷）⁽³⁰⁾，共八册，二百多万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进行了尽可能的搜罗和整理。举凡出版机构的成立缘起、近现代的出版掌故、国民党的文化钳制与出版界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情况、印刷业的发展情况皆有涉猎，对教会出版、官书业、民族出版业的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业方面的资料也多有搜集，一些报纸、杂志方面的材料也有包罗，内容十分宏富。其中，注释部分尤其弥足珍贵，内含作者丰富的见闻和独到的见解。每册书前都附有当时出版业的大量珍贵照片和书影，使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当时出版业的状况。因上海为近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故本史料有关上海出版方面的资料颇多，约占全套史料内容的三分之一强。上海此时也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进行旧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80年代以后，出版史料收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郑逸梅先生的《书报话旧》⁽³¹⁾是专谈书林掌故的。书中就一些出版机构的创办经过、某些出版人物的轶事、重要书籍的成书过程及其他关乎上海近现代出版业的掌故皆有述略。因仅凭记忆所及，所述与事实有些出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的《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³²⁾和《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1949》⁽³³⁾，主要收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生在上海文化战线的活动的材料，虽然不尽为上海出版方面的材料，但出版方面的史料占有较大的份额。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出版活动有一定的价值。集上海出版史料大成的当推新近出版的200万字的《上海出版志》⁽³⁴⁾。书的段限从上海出版业的发端一直到1996年。全书包括出版机构、图书、期刊、编辑业务、书刊印刷、书刊发行、教育和科研、管理、党政群团、人物，共10篇，篇前有总述和大事记，使人能粗略看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轨迹。这是目前关乎上海出版史最为集中和最为全面的资料结集。

此外，1982—1993年间出版的《出版史料》，共32辑。有不少业内老出版者的回忆文章。内容涉及出版机构、出版人物、重要书籍的出版发行过程、出版掌故及少量的研究论文等。从涉及面上说，比较宽泛，但1919年以前的出版史料较少。前期主要注重革命文化出版，且很多老同志因受“文革”的冲击，思想上还不够解放，不少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出怕再次遭受冲击的痕迹。有些回忆文章的个人感情色彩很重。这使这些史料打上了许多时代的烙印，不够客观公正。在具体应用时，须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