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体制研究

3.5.3　融资体制研究

胡琨、严玲、黄艳敏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综述》（TCCCE研究论丛）中认为，现在中国政府的作用在许多主要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政府组织结构及制定的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之处，如：政府还是过多地干预了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财政支出范围过宽，不能充分体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一些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领域仍然介入程度较深，而必须由政府保障的领域却又程度不高，造成政府职责的“越位”与“缺位”。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低。公共支出范围宽泛，看不出明显的边界，使得企业无法在竞争性产业的投融资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企业投融资的合理范围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种过大的政府投资范围，使政府投资分散化、小型化、导致对公益性、基础性产业的投资不足，在公益性项目投资领域，部分存在政府投资缺位状态，企业迫不得已承担了这部分投资，从而加重了企业负担。

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合理，一方面造成政府对许多行业的投资难以到位，投资效益低下，浪费现象严重，投资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必然阻碍社会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剥夺民间投资主体选择的权力，限制其获利能力，从而窒息民间投资的意愿。显然，这有悖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与当前扩大投资需求，激活民间投资的要求大相径庭。

关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投资范围，文章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搭便车”、“外部经济”等现象，对一些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差的领域就需要政府投资。对于存在着一些需要投资很多，而且有相当风险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企业和个人无力承担，也需政府介入。根据公共投资风险管理理论，政府投资是公共风险要求的一种结果，即公共风险决定了政府支出，它因公共风险的产生而存在随公共风险的增大而扩张。另一方面，公共支出又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或工具，即公共风险是通过政府支出而化于无形的，这就是重新界定政府支出范围的基本理论依据。

文章的结论是，对于部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主要是非经营性，非竞争性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战略影响的项目，包括道路、桥梁、码头、水利、环保工程等具有公用和公益性质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铁路、部分交通运输业（高速公路、航运）、邮政、供水、供电等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特征的自然垄断产业等准公共产品（准竞争性基础项目）领域，其成本回收虽然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手段部分地获得，但难以做到投资收益平衡，社会投资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补助政策，注入部分投资资金，完成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