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研究

二、出版体制研究

进入新时期后，出版体制对出版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唐砥中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设想》^[16]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在图书发行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批发渠道单一，征订包销占统治地位，零售折扣过低，新华书店总店兼管全国的发行行政，政企职责不分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的建议。20多年来，出版体制虽然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仍严重地制约着出版业发展，这些因素有：（1）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影响了出版发行单位的生机和活力；（2）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导致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管办不分；（3）国家对公益性出版事业和经营性出版产业缺乏分类管理和指导，造成出版资源配置效率低下；（4）出版市场体系不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起来。^[17]姚德权专门研究了我国新闻出版的监管体制，认为我国所采用的分业多头监管体制与新闻出版传媒业混业综合经营趋势日益不相适应，造成新闻出版监管体制不顺，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监管能力不足，监管效能不高，新闻出版业发展受阻。^[18]

1990年，葛维威针对当时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不足，提出改革出版管理体制，加强专业化管理。^[19]王建辉根据十六大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认为“出版体制改革应当成为也可以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出版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1）管与办，即政企分开、管办分离；（2）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3）试点与非试点，“试点应该是动态的，要分阶段地确定一批综合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和部门作为发展的重点与试点，率先做强做大出版产业，辐射和带动非试点的发展”；（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把党的要求与广大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才能把改革落到实处。^[20]严红认为，制度创新是出版业各方面创新的核心和基础，“它是要通过实现出版业制度的变革，调整并优化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同时调整出版业的内部组织结构，推行制度化管理，有效整合资源，使软、硬件要素合理配置并发挥最大效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