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出版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出版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与国外出版发行业发达国家出版实践与理论的对比分析，掌握中国与国外出版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促进我国出版发行界对国外出版业的全面了解，从而为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现代出版业发展潮流的中国现代化的出版事业提供理论指导。

比较出版学研究为出版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开辟，无论是对出版理论的建设，还是对出版实践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1.深化出版学的研究

比较出版学研究是一个以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为存在前提的出版学研究新领域，它不局限于一种文化与经济模式之内，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偏见，对于长期以来出版研究的孤立和封闭状态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不曾认识的许多新问题，或者能从新的角度发现某些老问题的新价值；它将割裂的世界变成一个融合的整体，使出版学研究得以在世界出版业整体中进行。研究上的这些特点，使中外出版比较研究具有了一般出版学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

（1）出版比较研究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思维方式，扩大了出版研究的思维空间。比较研究立足于从两种或多种社会体系观察出版现象、探讨出版规律，不局限于一种文化经济模式或社会体制之内，因此不仅可以防止一些不应有的偏见，而且还有助于突破各国出版的狭小圈子，站在人类文化、经济的制高点上俯视整个出版的全貌和总体。俗话说，登高才能望远，比较出版学的开拓使研究者站得更高，视野更为开阔，对出版活动规律的认识也就更加准确、深刻。

（2）出版比较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出版比较研究把出版学研究从单一的不同国别出版业研究拓展到不同国别出版业之间的联系研究。它冲破了国家的界限，把研究领域从一国扩展到两国、数国，于是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各国出版学之间的空隙。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6]这番话对于出版学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

2.揭示出版工作的普遍规律

比较出版学有具体的目标和意义，比如掌握本国出版的特点，了解世界出版业的现状，借鉴他国出版业的经验，等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由于以世界各国出版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这门学科可以而且应该达到最高的目标，产生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揭示出版活动的普遍规律。

当然，各国别的出版学理论与方法也可能带有普遍性。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告诉我们，科学认识无非是对我们经历过的经验事实的抽象概括，这种概括的准确性、普遍性是与作为基础的经验事实的范围大小成正相关关系的。因此，随着经验事实范围的扩大，理论的普遍性相应增强。而各国别的出版学则限于各国相对狭小的出版圈子，它们在取得各国特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普遍性。比较出版学站在世界出版业整体的高度上，综合了各种文化、经济模式，各种社会体制、历史形态下出版的经验事实，加以比较分析，赋予研究以开放性、整体性和深刻性，研究者收集经验事实的范围更大，采集的样本数量也更多，由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学说，无疑更具有普遍意义。

3.促进我国文化与出版事业的对外交流

出版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外出版比较研究也是一种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

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一方面要求各个国家必须精心保持自己文化的精华，努力使民族文化在多元性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又应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频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切不可将自己的文化孤立起来，拒绝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不可妄自尊大，将自己的文化凌驾或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一般说来，善于学习、吸取异质文化的民族或国家，进步往往最快，而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或国家，发展通常是最为缓慢的。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承载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回顾国家间出版物流通往来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版物的交流总是在地域相邻、文化传统相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首先发展起来的。究其原因，必然是具有相互比较了解、共同点较多、可以取长补短这样的基础。当今社会，国际间通过出版物进行的文化交流，其范围与规模已非昔比，但同样离不开“彼此了解”这一基础。所不同的是，由于交往的范围突破了邻近国家的自然合作区域，交往双方之间的差异大于相同，因而交往所必需的“彼此了解”就显得更为紧要，其内涵也更为深刻。通过中外出版比较研究，增强中外出版业的“彼此了解”，对开拓我国出版物的国际市场，促进我国出版业与国外的交流，并最终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获得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出版业总体规模还是出版物总量，都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我国却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2003年，我国出口的图书为1866.74万美元，仅占2003年我国图书销售总额的3.3%，在国际图书贸易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7]一个世界出版大国未能成为国际出版强国，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各个出版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缺乏系统了解，对国际书业市场运行现状未能全面掌握，应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比较研究，推动我国出版界重视对国外书业状况的了解，对于发展我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

出版业对外交流范围与规模的扩大，使中外文化交流也随之获得发展。然而，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瑕瑜互见、善恶并存”的内在规定性，使得出版业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会时刻面临种种文化冲突与选择。通过中外出版比较研究，能更加清晰地鉴别经出版物反映出来的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避免出现不加选择地接纳外国文化的倾向，防止出版业中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抬头。从这种意义上讲，出版比较研究对中外出版业交流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能够起到保证作用。

4.促进我国出版企业营运效率的提高

我国的出版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行，由此而形成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经营理念、运作机制、操作技术等，已难以适应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营运效率低下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普遍。以新华书店系统为例，据资料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年利润在10万元以上的店只有20%；46%的县级新华书店年利润不到5万元；10%以上的县级新华书店亏损，其中青海省新华书店44家销货店中有38家亏损，亏损面达到了86.4%。而随着近几年教材发行体制的变更，以教材经营为主导业务的新华书店系统，其经营亏损的局面将更为加剧。在已有的578家出版社中，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无所适从，目前只能艰难度日者也有不少。全国的9000多家期刊社中，大多数也主要靠主办单位用事业经费维持，以办刊人员工资由主办单位发放为前提的“自负盈亏”假象，难以掩盖多数期刊营运效率低下的尴尬。由此可见，我国出版企业营运效率普遍低下，应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种营运效率低下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很多企业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办事。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加强比较出版学的研究，通过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出版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我国出版企业营运效率的提高。

（1）发现差距。出版业发达国家，出版企业的营运效率都比较高，通过对比认识到了这种差距，就为我国出版企业提高营运效率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与目标。以卖场营销为例，通过对中外相同规模的出版物卖场的陈列品种、人员配置、销售额等内容的比较，就能发现中外出版物卖场销售的运营效率方面的差距。如美国纽约的巴诺超级书店，营业面积5570平方米，销售20万种图书，配备职工80人；而我国同等规模的卖场，如兰州新华图书大厦，经营品种只有8万种，配备职工150人，可见其营运效率要比巴诺超级书店低得多。通过对比进行量化分析，使这种差距呈现得更为明显、直观，才能使我国的出版企业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促使企业产生提高营运效率的紧迫感。

（2）吸取经验。分析发达国家书业企业营运效率较高的原因，不难发现，很多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与仿效的。如营销品种数量多少，与各国出版业的流通制度有关，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图书发行代理制，对书业卖场营销品种的增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非常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流通模式，在我国出版界推行时却遇到了重重阻力；随着比较出版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先进的出版物流通模式逐渐会被我国出版界所接受。发达国家出版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环境中所形成的许多提高营运效率的经验，通过比较研究能为我国出版企业所吸取，对促进我国出版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无疑有着非常直接的意义。

（3）揭露矛盾。出版业营运效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观念、体制、人才、资本、信息、方式、技术、管理等。在比较出版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发现中外出版业营运效率方面的差异，而且还要寻找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通过对这些原因的探求与分析，能有力揭露企业营运中的矛盾，由此就能为这些矛盾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帮助。

总之，通过比较出版学的研究发现差距、吸取经验、揭露矛盾，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出版企业的营运效率，从而使我国的出版企业在与国外同行的同场竞争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

5.推进我国出版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给新时期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使出版业面临着艰难的体制改革任务。我国的出版体制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计划经济特征非常突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在出版体制改革上还要走很长的路。在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外出版业的运作机制能作为重要的参照系统。

世界上一些出版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怎样做到既能有效地发挥其文化功能，又能积极地参与商品市场的竞争，各国都有着不同的运作思路与方式。通过比较研究，吸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借鉴、参考它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成功运作机制，可以使我国的出版体制改革少走弯路，可以使我们尽快地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出版新体制。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跟我们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众多，以及出版事业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摸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出版事业的改革之路，无论是亚洲的印度、南美的巴西，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的比较研究，也包含有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的内容，通过比较，吸收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书业的经验，对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总之，出版体制改革及事业的发展都不能闭门造车，应自觉地与世界联系起来，从比较中找思路、求经验，才是一条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