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版经营机制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施，出版社开始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原来高度统一于政府的经营权力也逐渐下放到出版社，关于出版经营机制的研究也日渐繁荣。
对经营机制的研究是从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最早谈及发行机制的是1983年发表的《北京市新华书店西城区店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出现新气象》，文中介绍了北京市新华书店西城区店改革经营机制，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和成效。[22]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社发表《我社实行承包责任制和定额管理的设想》，初步论及了出版社经营管理机制的问题。[23]之后，研究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经营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文章增多，大多认为实行承包责任制是扩大出版和发行单位自主权、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一条新路，能够增加各级管理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提高员工收入。但是，也有学者审视了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和缺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他认为“承包经营很可能是出版社的一种过渡性的经营形式，而不是目标模式”，“继续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从长期来看，也不宜实行承包制”；“比较可行的改革思路是：通过税收利分流，明确投资主体，并在明确投资主体的基础上，组成出版集团”。[24]
研究由此衍生到出版发行机制改革的其他领域。1988年，曾凡益在《出版经营机制改革构想》一文中，从出版单位的性质、图书生产间的制约、出版环节的调节、出版领导机关的功能和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等五个方面提出改革的意见，认为应将出版部门定性为“企业性的经济实体”，“图书生产首先要讲求社会效益，同时要讲求经济效益”等。[25]进入新世纪后，苗萱认为改革出版机制是出版业应对WTO的挑战的关键，而出版机制改革的前提是政府出版职能的剥离，基础是出版社内部机制的根本改革，包括编辑职能的转变、出版方式的改变、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等。[26]党的十六大后，中央决定按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进行改革，除少数定性为公益性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都转制为经营性出版企业。据此，有论者认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有不同的核心目标和社会责任，其中公益性出版社“归入公共产品提供者”，与市场竞争无关；[27]而对于经营型的出版企业，“社会效益不是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出版活动作为产业，其目的应该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8]但也有论者对这种把公益性、经营性出版单位在经营目标和社会责任相分割的看法提出批评，认为“出版社兼有意识形态与产业（或生产企业）双重属性”，“无论哪一类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终都要靠占有市场份额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经营性出版社同样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去追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公益性出版社在享有必要的政策支持的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经营，通过市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