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的不足

一、有效需求的不足——从需求角度考察

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价格生成机制方面看，物价总水平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会造成供过于求的总供给相对过剩问题，从而迫使物价总水平下降，直至最终使总供给和总需求恢复到大体平衡状态，物价总水平下降的状况才会趋于停止。然而1998年以来，中国却出现了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方面都大幅度下降的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尽管国家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较大改变，结果导致以物价持续下降、信贷收缩和经济衰退为特征的需求不足型的通货紧缩。

凯恩斯理论有力地解释了通货紧缩，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建立在三大心理规律之上，认为心理规律必然引起有效需求的不足。他特别强调投资的不稳定性，否认了古典经济学中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的假设。他认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汽车业、房地产业的投资造就了当时的“七年繁荣”，30年代由于投资机会的减少和投资需求的下降而引起大萧条和通货紧缩。在凯恩斯看来，经济体系中的投资波动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扰动，而受到三大心理规律的影响，总需求不足，经济有可能长期在一个低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上达到均衡。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会毫无疑问地自我陷入萧条，因此出路在于制定积极的稳定政策，以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行。

另外，凯恩斯的模型不仅对发生了什么提出了解释，而且提供了能够用以阻止已发生和未来的萧条的政策措施。凯恩斯比较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即通过运用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如果衰退显示出要恶化成萧条的迹象，就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投资需求。

（一）消费需求下降的原因分析

1.消费需求下降的态势

消费需求是一种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一般占社会总需求的60%左右，占社会最终需求的80%左右。若想维持一种持续的投资要求，就必须有一种持续的消费需求作为引力。居民消费偏低主要表现为消费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消费率一般指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7.3%，巴西为78.9%，俄罗斯为73.2%，日本消费率略低，但也有70%，加拿大消费率为79.5%，美国消费率为83.8%。

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偏低，而且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六五”时期为66.5%、“七五”时期为62.4%，到“八五”时期降为59%。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放慢，股市持续低迷，改制企业盈利减少，使作为投资者的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减少，国内消费需求不增反降。进入“九五”以后，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下降的格局出现进一步强化之势，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弱化。1997年、1998年、1999年分别为58.5%、58.7%和60.3%，均低于改革初期1978年61.8%的水平。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短期的由88.5%下降为79.5%，长期的由98.12%下降到85.48%。1996年、1997年也分别只有59.2%、58.8%。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均GDP接近1 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我国1997年仅为47.5%，都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78%～79%）。这表明，我国的消费需求在下降，消费的下降自然会影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增长率从1994年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到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已降至6.8%（见表4-2）。与此同时，从1997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均保持两位数的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连年登上新台阶，2002年已突破8万亿元大关（见表4-3，图4-1），让人惊异的是2003年初又一举突破10万亿元大关。

表4-2　1994—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表4-3　1998—2002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

1999—2002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

2.消费需求下降的原因

消费需求下降既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①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由于企事业单位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从而导致职工过去所享受的单位保险和单位福利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而新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一些职工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支付失去了保障，因此居民为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养老和医疗费用保险不得不进行储蓄，使居民的储蓄倾向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破产或倒闭的企业、长期停产的企业、长期亏损的企业的职工缺乏养老和医疗保障的示范效应，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这一方面导致居民实际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导致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加。福利的减少和新的社会保险体制的供给缺口，促使居民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

②企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机关一大批冗员裁减，同时国企改革也有大量人员下岗或面临下岗。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使企事业单位的生存和发展不再具有过去那种持久性，任何一家企事业单位在市场竞争、在经济结构演变以及市场环境变化的条件下，都可能出现亏损、破产、倒闭，这就使职工不再能够从单位获得持久的收入保障，一旦企业亏损、破产、倒闭，事业单位亏损、解体，职工收入就会减少或完全失去收入来源。为了防止因失业而造成前后生活水平的剧烈反差，选择持久性储蓄也是人们一种着眼于长远的谨慎理财手段，从而导致职工谨慎消费，增加储蓄。

③就业体制的改革。就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选择，自由订约。劳动者有权选择就业单位，用人单位也有权根据需要决定用人数量与具体人选。用人单位经营结构或部门结构的调整、其本身发展的不稳定性势必造成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和需求水平的变化，任何人都面临就业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失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失业保障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一旦失业，就无劳动收入来源。失业社会保险体制尚处在建立的过程中，居民还不可能通过领取失业保险金来维持家庭生活。因此，在失业社会保险体制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居民多储蓄，减少消费就成了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④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高等教育费用由受教育者自己负担。然而实际上，中小学教育费用、高等教育费用一直在上涨。随着教育费用的上涨和居民接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家庭必须承担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为保障子女的教育费用，居民家庭只有进行储蓄。

⑤城镇住房体制的改革。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住房商品化，这意味着居民要自己承担住房消费费用。由于住房价值额大，住房商品化必致住房价格上涨，在住房信贷尚不完善的中国，这意味着居民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来购买住房。这迫使居民不得不为购置住房而储蓄。城镇住房体制改革进程的缓慢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在一些单位内部进行的改革不是减弱，而是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由此，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

⑥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影响最大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当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预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加入WTO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开放市场，由此使居民形成两个方面的预期：一是中国加入WTO后许多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下降，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会下降；二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和产品涌入中国，会对民族产业形成冲击，就业将会变得不稳定，失业预期上升，从而形成收入增长下降预期。消费品价格下降和收入增长下降预期导致居民推迟消费，增加储蓄。

总之，消费者的预期心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购买力，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的预期是一个心理因素（即信心），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凯恩斯分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是“流动偏好规律”，即人们有把一定量货币保存在手边的偏好，以便应付日常的未能预料的或紧急的开支需要。

对中国绝大多数百姓而言，因为物价水平长时间持续下滑和跌幅不断加深，政府刺激消费信贷政策（如养老保险、医疗、教育、住房）的出台，这些都会促使消费者对即期消费信心不足，他们预期收入下降和预期支出上升，使对货币流动性的偏好上多集中于预防性需求——预防意外损失、疾病、养老、子女教育等。物价下降的预期和利率下调的预期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快速降低，使投资需求萎缩，导致总需求疲软。随着通货紧缩的持续发展，消费者的通货紧缩预期已经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居民的经济不稳定预期上升，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要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需要一个为期不短的过程。

（2）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经济结构既会限制人们的选择行为，也会使人们产生新的选择行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宏观市场结构的变化促使居民减少或推迟消费。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能力持续增长，使商品生产量持续增长，从而导致商品供给持续上升，进而使中国宏观市场结构从1996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持续增长的累积性结果，应该说这也将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宏观市场结构的变化使过去的求购、抢购行为被减购、缓购的行为所代替。居民不再担心有钱买不到商品，也不担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等待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了价格下降预期，从而推迟消费。

②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升级与供给方面的约束导致居民持币待购、推迟消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需求结构都处在升级的过程中，但各自所处的阶段不同。城市居民正由普通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阶段向高值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等）阶段转变。城市居民的普通耐用消费品需要大多已得到满足，一般都拥有必备的普通耐用消费品存量。1997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为89.12台，家用电冰箱为72.98台，彩色电视机100.48台，照相机33.64架（见表4-4），并且这些消费品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购置的，尚未进入大规模更新时期，因此城市居民的大宗消费需求不再集中于普通耐用消费品，而是转向高值耐用消费品。但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价格昂贵，一般居民购置能力不强，在消费信贷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就只能依靠自己不断储蓄来积聚购买力。另一方面，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的质量还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住房消费补充品（交通条件、物业管理、生活服务设施等）的供应状况还相当差，这也限制了住房、汽车等高值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导致居民不断推迟购买。

农村居民消费已从基本生活需要满足阶段转向普通耐用消费品阶段。农村居民普通耐用消费品的存量水平是很低的，1997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为21.87台，家用电冰箱为8.49台，摩托车为10.89辆，彩色电视机为27.32台，照相机为2.06架（见表4-4），因此，农村居民普通耐用消费品的潜在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一方面农村居民以目前的收入水平尚无力购置这些消费品，又无消费信贷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消费品补充品的供应条件很差，农村公路密度还很低，路况差，电力供应缺乏保障，且价格十分昂贵，汽油价格很高，从而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买得起，用不了、用不起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农村居民只有推迟消费。

表4-4　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普通耐用消费品数量

③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收入调节不力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是无法避免的。20世纪90年代，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调节机制来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990年以后，居民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之势，1990—1994年平均消费倾向为0.84，1995—1998年降为0.80，边际消费倾向1990—1994年为0.80，1995—1998年降为0.59。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水平越低，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向少数高收入居民的集中势必加速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的1%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考虑到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滞后的实际，因此实际的收入差距更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但在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不到40%。同时，不同地区之间居民、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都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状况的加剧，使财政支出和货币投放所转化的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较少，因而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市场需求，这称为“X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阻滞效应（江其务等，1999）。为什么银行里有10万亿元居民存款，居民就是不花呢？据估计，中国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形成一个“20∶80”的格局。就是说，少数人（不排除使用不正当手段）实现了暴富，而大多数人手头仍比较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增加货币供应，也只能转化为资本型的储蓄需求，不能转化为市场消费需求。不同消费主体的收入结构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存在消费阶段的差异性。收入结构的畸形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消费阶层结构的畸形，更是加剧了整个消费结构的失衡，而失衡的消费结构又与生产结构严重错位，严重脱节，无法适应生产结构的要求，这就加剧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进而使通货紧缩“雪上加霜”。

④农民社会负担加重，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市场购买力不旺。在有8亿人口的农村地区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看，已经接近家用电器普及化所要求的收入价格比水平。今后随着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限制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是：对家电产品的消费需求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与其配套，但目前我国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一旦这种状况有明显改善，可以预见，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家电消费高潮。

（二）投资需求下降的原因分析

1.投资需求下降的表现

在1993年以前，国有企业对待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如同对待一块公共牧场，一旦银根松动，大家都去积极地“抢购”资金，结果是“赢了归企业，亏了归银行”。为了应付这种对信贷资金的饥渴，往往倒逼政府印刷更多的钞票。据统计，1980年、1985年、1988年及1993年，国家所投放的信贷分别为2 414.3亿元、6 430.87亿元、10 551.33亿元、26 461亿元，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信贷投放的膨胀必定带动消费的膨胀。因受产出能力的限制，结果促使零售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迅速上升。但到1993年以后，政府加强对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陆续出台了“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于是国有企业向银行伸手的难度大大增加。国有投资（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在1993年以后增幅明显放慢，1993年的增长还有44.1%，到了1996年、1997年分别降为10.2%、9.0%，因政策上的导向，到1998年又升为19.6%，但仍低于1981—1996年的平均增长水平（20.0%）。不仅国有企业投资乏力，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也不容乐观。1981—1996年非国有投资的平均增幅达到29.9%，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但1997年、1998年以后明显回落，1997年、1998年分别降为8.6%、8.0%，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长0.4和11.6个百分点。除此之外，非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的投资比重也有所下降，1996年为47.6%，1998年降为45.0%。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随着投资需求的增幅回落，产出增幅的倍数就会下降，而产出的下降，通过加速数的作用，造成投资进一步下调，在乘数与加速数的交互作用下，经济陷入相对萧条的阶段。投资需求自1995年开始下降，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至5.2%（见表4-5）。

表4-5　1994—200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

2.投资需求下降的原因

投资需求的下降同样有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等内部原因以及外部原因。下面重点分析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1）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①企业体制改革的过渡性。虽然企业体制改革已进行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但企业体制的改革仍未完成。企业和政府、企业内部董事会、经理阶层与职工的关系仍未理顺，投资的责、权、利，企业剩余的分配尚未形成规范的、稳定的制度，导致企业积累倾向下降，自主性投资减少，缺乏长期性的投资安排。

②产权制度的阻滞。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完善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制度，投资者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障。由于还未建立起完善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制度，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投资增长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很大，从而导致投资增长的波动性很大。在投资者预期经济高涨，投资能很快收回的条件下，投资者会增加投资；在投资者预期经济下降，投资不能很快收回的条件下，投资者就会减少投资。由于政府自1994年开始采取紧缩性经济政策和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投资者形成经济下降预期，从而导致投资减少。

③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过重。由于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不得不承担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费用等的保障任务，使国有企业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导致本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不得不用于职工的保障。企业从银行所能获得的贷款越少，企业投资增长就越会受到限制。1990—1995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9.6%，而1996年降至10.6%，1997年又降至8.6%。国有企业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导致全社会投资的下降，因为国有企业投资占了全社会投资约60%。

④投资管制。虽然投资管制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放松，但仍然相当严格。投资管制提高了投资成本，拖延了投资时间，因而阻碍了投资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投资管制设置了投资屏障，造成投资的结构性矛盾，即投资者愿意投资的领域投资者不能投资，这样就造成社会实际投资低于社会意愿投资，投资增长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⑤对外经济关系体制的改革。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要大幅度开放，市场结构将发生很大变化。这使投资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使一些投资者对投资持谨慎、观望态度，从而导致投资减少。

（2）结构方面的原因

国内宏观市场结构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均已发生变化，出口商品结构也需要改善，这些变化要求投资者增加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增加在产品升级方面的投资，但由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投资者知识的缺乏，导致投资大量集中于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产品销售困难，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样的投资不仅乘数效应小，带来的收入增长也受到很大限制。最典型的是乡镇企业投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乡镇企业只要投资，就有回报。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宏观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亏损、破产、倒闭的乡镇企业大幅度增加。投资增长的驱动力已经减弱。由于投资知识的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投资知识不足就制约了投资的增长。

（三）出口下降的原因分析

1.出口下降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迅速，1980—1989年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6%，而1990—1997年年均增长达到16.7%，但1998年出口总额仅比1997年增长0.5%。1996—2000年我国进出口额及进出口增长率见表4-6。由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20%，出口需求的锐降，导致出口部门发展萎缩，从而引起生产资料需求、消费品需求的下降。同时，出口商品转向国内市场，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从而进一步拉大国内需求与国内商品供给的缺口，导致国内商品价格水平下降。

表4-6　1996—2000年我国进出口额及进出口增长率一览表

2.出口下降的原因

（1）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

世界性经济滑坡和美国高科技泡沫的破灭，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溢出”效应，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成为引发我国通货紧缩的外部诱因。周边国家需求减少，货币大幅贬值，国际市场多数商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下跌。国外商品以较低的价格输入国内市场，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导致国内商品价格进一步下滑。

（2）金融危机的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贬值幅度有的达70%以上，其出口商品价格因此纷纷下降。中国由于实行人民币对外不贬值政策，东南亚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币汇率没有下调，这使人民币汇率相对大幅度升值，因此导致出口商品价格相应大幅度提高。由于危机各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高于中国，或者与中国相当，出口产品结构大体上相同，因而出口商品价格的升降成为决定出口增减的主要因素。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明显减弱，从而向我国传导了一部分通货紧缩的因素。

人民币汇率相对上升对中国出口增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中国商品在危机各国失去了竞争力，导致中国商品对危机各国出口下降。

②与危机国商品价格相比，在其他国家，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减少。

③人民币对外不贬值的官方承诺，使人们形成两种可能的预期：一是人民币汇率上升的预期，二是人民币汇率可能下降的预期。如果形成前一种预期，则会促使外国进口商改与别国进口商签订长期性的进口合同；如果形成后一种预期，会使外国进口商观望、等待，虽不会使其同他国出口商签订长期性的进口合同，但会签订短期性的进口合同。因此无论出现哪一种预期，都会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说，中国出口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出口商品具有比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出口市场竞争性程度很高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相对上升的必然结果。简言之，是人民币汇率刚性政策的必然结果。

（3）中国加入WTO，关税环境对中国物价走势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商品结构性过剩，对国内通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经济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推动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显著提高了全球范围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最近的几年里，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特别是基因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也明显加快，产业方面的应用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