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原理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一

首先提出几个概念,我们将在以后给出它们的准确定义。当技术、资源和要素成本既定不变时,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他们会因此而产生两类支出:第一类,付给提供了现行服务的劳动者而产生的支出(不含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我们把这部分支出称为该就业量的要素成本(Factor Cost);第二类,是因购买了其他企业家产品而付给他们的支出,包括支付给企业家用来补偿使用设备时所造成的磨损,我们把这部分支出称为该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User Cost)。^[13]产出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的部分就是企业家利润,我们把它称为企业家收入(Income of the Entrepreneur)。从企业家的立场看,要素成本就是他们生产要素的收入。因此,要素成本与企业家利润之和构成该企业家所提供就业量的总收入(Total Income)。企业家在决定雇用多少工人时以达到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采用企业家的观点,把某个特定的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要素成本加利润)称为该就业量的收益(Proceeds)。在企业家的心目中,每个一定的就业量就有一个最低的预期收益,如果预期收益低于这个数额,就不值得提供该就业量;这个预期最低收益,可称为该就业量所生产商品的总供给价格(Aggregate Supply Price)。^[14][15]

因此,假设技术、资源和要素成本既定不变,那么任何单个厂商、行业的就业量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就取决于企业家预期能从该就业量下的产出中获得的收益的大小,因为,企业家所要努力维持的就业量,是能使预期收益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实现最大化的就业量。

设Z为雇用人数为N时产出的总供给价格,Z和N的函数关系可写为Z=Ф(N),我们把它称为总供给函数(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同样的,设D为企业家雇用N个劳动力时的预期收益,D和N的函数关系可写为D=f(N),我们把它称为总需求函数(Aggregate Demand Function)。

假设N取某一给定值,如果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时,那么企业家将有动力把就业量提高到大于N的水平,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企业家之间还会不惜抬高价格争相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导致成本上升,直到N的值上升到Z与D相等为止。因此,就业量就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因为,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达到了最大,而D这一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时的值,就被我们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这就是“就业通论”的实质性内容,我们的目的在于把它说清楚。以下各章将主要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两个函数。

此外,古典学派所谓的“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实际是对这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特殊的假定。因为“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意味着:对于N的任何取值,都能使f(N)与Ф(N)相等,即在产出和就业的任何水平下它们都是相等的。所以,当Z(=Ф(N))随着N同时增加时,D(=f(N))必然随着Z做等量的增加。换句话说,古典理论的假定,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始终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因此,不论N取何值,收益D始终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也将不是一个唯一确定的均衡值,而是由无穷多个都能被接受的均衡值组成的数值系列;如此一来,就业量就变得不确定,只有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能给出就业量一个最高的上限。

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就总会促使就业量上升,直到总产出(Output as A Whole)的供给达到失去弹性的那一点为止,即有效需求数量进一步上升,但产出并不会随之有任何上升。显然,这就相当于充分就业状态。在第二章,我们已经根据劳动者的行为给充分就业下了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达到了另一个有等值意义的范畴:所谓充分就业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下,总就业量的产出对有效需求增加的变化缺少弹性。这样,根据萨伊定律所说的:总产出的总需求价格在任何产量上都等于它的总供给价格,也就是说,实现充分就业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无论如何,如果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在一起的萨伊定律并不是真正的定律,那么经济学实在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章,而如果这一章不存在,一切关于总就业量问题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赘语。

二

现在我们对本书以下各章想要构建的就业理论来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也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即使是并不完全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名词以后都会给出详细的定义。我们在概述中假设:每雇用一个劳动者的货币工资率和其他要素成本都保持不变。引进这个简化的假定只是为了便于论述,以后我们将放弃它。本理论的主要特征,并不会因为货币工资率等是否会发生变化而受丝毫的影响。

我们的理论可简单地表述为: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总收入也会增加。但社会心理反映为,当实际总收入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却比实际总收入要小。因此,如果全部增加的就业量都被用来满足增加的现期消费,对企业家来说将会遭受到损失。如此一来,要维持特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来吸收该就业水平既定时总产出超过社会愿意消费数量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将不足以诱使他们提供这个就业量。因此,对于既定的社会消费倾向(Community’s Propensity to Consume)来说,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将取决于现期投资数量;而所谓均衡水平也就是企业家整体再没有动机来扩大或者缩小他们的雇用人数时的水平。现期投资数量又依次取决于我们将要说的投资引诱(Inducement to Invest),投资引诱又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和针对不同期限与风险的各种复合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

这样在给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的条件下,就只有一个与均衡水平相一致的就业量。在其他任何水平上,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都与其总需求价格不相等。这个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量,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一般来说,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期望此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与充分就业量相等,因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有效需求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当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时才能实现。而古典理论就是假设这种特殊关系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特殊关系倒是一种最优关系(Optimum),但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偶然的巧合或人为的设计,使现期投资所产生的需求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引起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充分就业时社会预期消费量的差额。

这个理论可总结为以下几个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就业量N决定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

(2)一个社会的心理特点决定了社会收入和社会预期消费量(用D₁表示)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消费倾向。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消费量将取决于总收入水平,进而取决于就业水平N。

(3)企业家们雇用的劳动者数量N决定于二者之和D,即D=D₁+D₂。其中,D₁为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数量,D₂为社会愿意用于新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

(4)由于D₁+D₂=D=ϕ(N)(ϕ为总供给函数),又由于命题2所述,D₁是N的函数,我们可以写作χ(N),χ取决于消费倾向,故有:ϕ(N)-χ(N)=D₂。

(5)因此,以下3个因素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①总供给函数ϕ;②消费倾向χ;③投资量D₂。这就是就业通论的主旨。

(6)对于N的任一取值,在工资品行业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正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实际工资。因此,命题5会受以下条件的约束:当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即达到其最大值。这就是说,并不是D的任何变化都与我们所作的货币工资不变的暂时性假定相容。因此,为了全面阐述我们的就业理论,有必要取消这一假定。

(7)根据古典理论,对于N的所有取值,都有D=ϕ(N),只要当N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都处于中性均衡(Neutral Equilibrium)状态,所以,可以期望企业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能使N达到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N取最大值时)上才会存在稳定均衡(Stable Equilibrium)状态。

(8)在就业量增加的情况下,D₁也将增加,但其增幅小于D的增幅;因为,当我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幅。我们可以从这一条心理定律(Psychological Law)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因为,从这条心理定律可以推导出:就业量越大,在此就业量下产出的总供给价格Z与企业家预期通过向消费者出售产品而收回的总额D₁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因此,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就业量就不可能增加,除非D₂同时增加,来弥补Z和D₁之间不断增加的差额。因此,除非真的像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一些力量使D₂增加,足以弥补Z与D₁之间逐渐扩大的距离,否则可能N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而经济体系就已经达到稳定均衡状态了;N的实际水平则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相交点。

因此,并不是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决定了就业量,在实际工资既定时所能提供的劳动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实际上,是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共同决定了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唯一地与一个既定的实际工资水平相联系,而不是相反。假如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实际就业水平将会下降,并低于现行实际工资可能产生的劳动供给水平,而均衡的实际工资就会大于均衡就业水平的劳动边际负效用。

以上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富裕中的贫困(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这一悖论。因为,仅是有效需求不足可能而且常常使就业量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就停止增加。有效需求不足会对生产产生阻碍,尽管事实上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仍然大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而且,社会越富裕,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就越大,经济制度的弱点也越容易暴露而令人愤慨。因为在贫穷社会中,往往大部分产出会用于消费,所以很小的投资就能达到充分就业;而在富裕社会中,假如要让富人的储蓄倾向与穷人的就业机会相协调,那么投资机会就必须比贫穷社会增大更多。如果在一个富余潜力很大的社会中,投资引诱很弱,那么社会的富余潜力虽然很大,但有效需求规律也会迫使其减少实际产量,直到社会达到一定的贫困程度,致使实际产量超过消费量的部分正好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更糟糕的是,富裕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且因为资本积累量已经很大,除非利率可以迅速下降,否则将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利息理论,并分析利率不会自动下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这是第四篇要讨论的内容。

因此,消费倾向的分析、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和利率理论就成为我们现存知识体系中必须填补的三个主要空白点。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会发现,价格理论的地位会下降到适当的位置,它只是我们通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会发现,货币在我们的利率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尽力把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揭示出来。

三

“可以忽略总需求函数”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的基础。事实上,对于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观点,马尔萨斯曾经猛烈地批判过,但没有起作用,因为后者只能诉诸于日常观察中得到的事实,而不能清楚说明有效需求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出现不足或过剩;而且马尔萨斯不能提出另外一个学说。李嘉图经济学征服了英国,就好像宗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和学术界所接受,而且使争议从此停止;它使其他观点完全销声匿迹且根本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不能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个疑难问题,从此不再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经过马歇尔、艾奇维斯以及庇古教授的努力,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在三人的著作中,对有效需求竟是只字未提。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悄悄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格赛尔以及道格拉斯等少数非主流的社会中。

李嘉图经济学获得如此绝对的胜利,始终有点神秘且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这个学说与社会环境很吻合。这个学说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常人的预期很不相同,我想这倒反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威望。该学说付诸实践时往往条件苛刻,这倒使人信为良策;以此学说为基础,可以建立其广大的、逻辑上无可非议的上层建筑结构,并使它看上去很美。该学说可以把社会上很多不公平和残酷的现象解释为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这使它受统治者欢迎,它可以成为为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提供辩护的理论依据,因此又得到了掌权者背后的主流社会力量的支持。

虽然正统经济学家直到最近还毫不怀疑这个学说,但是该学说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极大地损害了那些把它运用于实践的经济学家们的威望。从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对于理论与事实不符始终无动于衷,但是,普通人已经觉察到这种理论与事实不符的情况,结果是他们不愿意像尊敬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经济学家。因为前者的理论在解释实际时常常可以用观察证实,而经济学却不能。

传统经济理论的乐观主义,似乎已经使经济学家们脱离了现实世界,在自己的小园地里乐此不疲,然后告诉人说:只要听任自然,一切都在最好可能的世界中,向着最好的路上走。我认为,这种乐观态度是由于他们忽视了一点:有效需求不足会给经济繁荣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确实像古典学派所设想的那样,则社会资源的就业量,就显然存在着向最优就业量靠近的自然趋势。古典理论或许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经济体系运行方式。但是,若假设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从根本上把问题都假设掉了。

【注释】

[1]古典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创造的名词,包括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和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是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济学。但我向来使用的古典理论一词,也包括李嘉图的后继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艾奇维斯以及庇古教授。我这种用法也许犯了概念范畴的错误。

[2]这是李嘉图留下的传统。李嘉图明确表示,他对于国民财富的数量问题——有别于国民财富的分配——向来不感兴趣。他这样做实在颇有自知之明,而后继者不明就里,却用古典学派的理论来探讨财富的本源问题。李嘉图在1820年10月9日致马尔萨斯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足下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与本源的学问,窃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社会各阶级通力合作所生产的产品依照什么法则分配给各阶级。关于产品的数量,实在并无法则可言;但关于分配比例倒可以找出一个正确的法则。我越来越认为,追求前者是徒劳无功的,而后者才是经济学的真正对象。”

[3]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版第127页)中说(重点是我加的):“在整个讨论中,除非明确声明其不如此,我们将忽略下列事实:即使有些资源愿意,但事实上并未就业。这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但简化其说法。”两相对照,李嘉图明确表示放弃任何讨论国民财富数量问题的企图,而庇古教授在讨论国民财富的专著中,反而以为,不论有无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同一理论都能适用。

[4]对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本书第十九章附录中还有较详细的批评。

[5]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十九章附录中还有较详细的讨论。

[6]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很多真理的成分在内。虽然当货币工资改变时,其全部后果比这要复杂得多。参阅第十九章。

[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十四章第2节。

[8]马歇尔:《国内价值纯理论》,第34页。

[9]霍布森先生于其所著的《工业生理学》一书(第102页)中先引用上述穆勒的话,然后指出,马歇尔于其《工业经济学》第154页已做下列按语:“人虽然有购买能力,但不一定使用。”霍布森接着说:“马歇尔没有了解此事的重要性。他似乎以为这种情况,只有在恐慌时期才会发生。”从马歇尔后期的著作来看,这倒始终是一句公正的评语。

[10]参阅马歇尔夫妇所著的《工业经济学》第17页:“用不经穿的材料做衣服,对于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假使人们不把钱用在购买新衣服上,他们也会有别的用途,使劳动者就业。”读者请注意,我又得引用早期的马歇尔。当他写《经济学原理》时,就已经有点怀疑这种说法了,所以行文谨慎,多有遁词。不过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旧观念从他的基本思想中剔除出去。

[11]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下同)。

[12]罗宾斯教授倒是卓尔不群,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保持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他的实际建议是和他的理论相符的。

[13]关于使用者成本的准确定义详见第六章。

[14]这里不能与通常的单位产品价格相混淆。

[15]读者会注意到,我用某特定产量的收益和总供给价格两个词,没有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而买者所付总数中,当然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这种用法的方便之处将在第六章中说明。重点在于:假如总收益与总供给价格两个词,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那么这两个词就具有准确的定义。反之,因为使用者成本显然与工业的综合程度以及企业家相互之间的购买量有关,因此不能离开这两个因素而对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购买者所支付的总数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界定一个厂商的供给价格(即通常的供给价格)的含义时就有类似的困难;而到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时,就会有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历来对这样的困难从不设法解决。如果一定要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之内,那么就要解决重复计算的问题,只能对工业界的综合程度做特种假定,依据产品的性质(消费品或资本品)将工业分类。不过这种办法本身很复杂,不清楚,而且也与事实不符。但如果总供给价格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那么这些困难就不会发生。读者最好还是等到第六章及其附录,再看较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