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和西方实行金本位制及其意义

5．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和西方实行金本位制及其意义

前面我谈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凡实行此制度的，必然存在着金银法定比价和市场比价不一致的矛盾，这时市场比价低于法定比价的就成为劣币，市场比价高于法定比价的就成为良币，劣币必然驱逐良币，劣币在流通，是货币，而良币则退出流通，成为商品。这就是说，实行复本位制，事实上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有一种是货币。复本位制这种不稳定性，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它必然要向单一的本位制过渡。事实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就陆续过渡为实行单一的金本位制。其原因就是，黄金比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而从19世纪下半期起，银矿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银的价值大跌，而金矿则相反，其劳动生产率降低，金的价值提高，所以发达国家一般就实行金本位制。有些政治殖民地则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就是在国内不流通金币，并且不存金块以供出口需要，而在一个或几个金融中心市场存放现金，以备汇款之用。

根据王亚南的研究，西方在19世纪下半期由复本位过渡到金本位的原因是：（1）白银产量激增，价值大跌，于是减少了其用作价值尺度的功用。（2）黄金采掘日益增多，已够应付国际收支、债务结算之用。这一点，似与前一点理由相矛盾，白银因产量激增而否定了自己的本位币资格，黄金逐渐增多，不是也会引起同样的结果吗？金量相对地较少，用金作为本位币，还不至于过多，当然算是一种解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3）从黄金和白银的物理性质看，黄金比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我们知道，黄金的比重是19．3，白银的比重是10．05，它们两者的重量之比则是1．83∶1，或1∶0．546，而价值之比则随着两者生产力的变化，曾分别是10∶1、15．5∶1、22∶1到32∶1（这是1904年精琦来华参与币制改革时提供的数据），也就是说，黄金的小小体积，就包含着比白银多得多的劳动，多得多的价值；从黄金和白银的化学性质看，黄金纯度比白银高，最适合表现形成价值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从充当货币材料的发展史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随着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国总是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方便，用金计算比用银方便；国家富了，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用黄金作为货币就节省很多兑现的劳动以及运费和保管费。这就是说，“货币天然是黄金”。

王亚南总结说：综观“各国货币本位制变革的一般趋势，就知道它们脱离银本位制，大体与它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最为先进，它采行金本位制也最早，俄、日等国较为落后，它们采行金本位制也较迟。”^[21]

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曾讨论过是否实行金本位制的问题。晚清重臣张之洞反对实行金本位制。他所持的理由，据彭信威的说法就是：“外国物价贵，中国的贫民一天饮食只花一二十文铜钱，沿海市镇则用银，黄金价值太大，不适于中国。”^[22]彭认为张不懂货币理论，因为实行金本位，不一定要使用金币；金本位的目的只是求汇价的稳定；采用金本位只是把中国的币值钉住在黄金上，人民仍可以用银币或铜元和铜钱，这和提高生活水平无关。几个外国人虽然根据他们国家的情况，算是懂得一点货币理论，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并且不信任中国人，主张由外国人来管理中国的币制，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张之洞等人的痛斥；就是他们提出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也引起中国人的怀疑，因为当时采用此制的全是政治殖民地。结果中国在宣统三年（1911年）采用银本位制。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实行金本位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陆续停止金本位制，其间经历了六十多年。中国在1935年废除银本位制。但中国在实行银本位制之前，事实上也是将白银按金价折合为黄金，然后再对西方进行支付的。这就是说，中国是用银国、西方是用金国，同时并存至少长达6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因战败和国际收支逆差，要用白银去支付对西方的赔款和债务，而在此时，正是银价日益下跌，金价日益提高之际，这样一来，为了支付赔款和债务，中国要用的白银就越来越多。这就等于中国将积累下来的社会劳动打了折扣，去支付对西方“欠下”的现在劳动。中国自文明时期就积累下来的社会劳动就这样白白被打了折扣。这是由于经济落后，由货币制度中产生的贫穷。

阿瑟·刘易斯对这段时间内用金国和用银国物价变动原因的分析和我们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从他对温带和热带地区产品价格形成的分析，即温带地区工资高，所以其产品的价格就高，热带地区工资低，所以其产品的价格就低，就可以看出：他不是劳动价值论者，他的货币理论也不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他是用货币数量论来分析从1873年到1895年价格长期下降期间，农业国家中的用银国和用金国的物价受到的不同影响的。这段时期物价的下降，根据萨缪尔森的解释，其原因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产量锐减，因而用黄金换到的商品数量就增加，这反过来说，就是商品价格下降。

针对这一情况，刘易斯说：“仍旧实行银本位的那些国家，如印度，避免了国内的通货紧缩；在这整个时期中，印度的物价实际上是上升的。”^[23]他没有说明印度是如何避免通货紧缩的。根据《高级印度史》的作者的研究，1871年1个卢比等于英币2先令，到1892年1卢比就只等于1先令2便士了。^[24]这是由世界市场上银价下跌、金价上涨所决定的。这样，用银来表示的物价当然是上升的；这个上升了的价格，用英币来表示，即将卢比折算为英币来表示，是否上升，要取决于下面将谈到的条件。

刘易斯继续说：“坚持实行金本位的那些农业国，例如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许多殖民地，付出的代价是国内物价急剧波动，”^[25]即物价下降，这反过来说，就是金价上升。其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下述看出：“美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兴趣。美国19世纪整个80年代一直向海外借款；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其外汇出现周转不灵的情况；这既是由于英国的贷款减少了，也是由于其出口的农产品价格非常低。”这是因为，从海外来的借款减少了，导致金币减少，金价上升，因而物价下跌，从而农产品出口价格降低，又导致外汇减少，即金币减少。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总之，是金币减少，引起物价下跌。因此，美国“是否仍旧实行金本位就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26]这是实行金本位的农业国的情况，与印度这个用银国的物价上升截然不同。

同我们的认识相反，刘易斯认为这段时间金价是下跌的。严格说来，按照货币数量论，作为货币的金和银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说它们有价格，那就是指它们所能换到的商品的数量，或者说是它们的购买力，那是它们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如果金银的数量关系决定它们的价值，那么，金的价值就应该上涨；但他又认为这期间金的价值是下跌的。^[27]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按照货币数量论的逻辑，既然用金国的物价是下跌的，这就意味着1单位金币换到的商品数量增加，那么，金币的价值就应该是上升的才对。因此，这不可能是指金换取的商品数量。那么，可否是指金换取的银的数量呢？也不是。因为按照货币数量论，金价应该与银的数量成正比。麦金斯正是这样说明问题的：“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间的比例……约与其价值比例相同，即1对14或15。”对此，斯密的批评非常痛快：“1头值10几尼的牛的价格，约为1头值3先令6便士的羊的价格的60倍。如果我们依此推想，通常市场上有牛1头，即有羊60头，那是可笑的。”^[28]而这一时期，他也认为银的数量增加得较快，这样，金价应该上升才是。此外，还有什么办法说明这一点呢？唯一的可能就是用金来表示用银国的商品的价格。由于这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用同量的金所能购买到商品的数量就有可能减少了。例如，根据前面所说的印度和英币的比价变动：1871年1卢比换2先令，1892年1卢比换1先令2便士，我们假定1871年值1卢比的商品，到1892年上涨为2卢比，这样，1871年用2先令就能买到这商品，到1892年就要用2先令4便士才能买到了。这就是说，金对银的比价的涨幅要小于用银表示的商品价格的涨幅，金的价值才降低。但这又不是直接根据和运用货币数量理论，将金放在一边，将银放在另一边，得出来的结论。

总之，刘易斯认为这一时期金价下跌，其解释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和这时伦敦世界市场上金价是上升的这一事实也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