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仿造银元

4.实行仿造银元

从道光年间起，各处仿造银元，风起云涌，因为银元不是法币，无所谓官铸与私铸之分。

道光十三年(1833)，黄爵滋奏，纹银洋钱应并禁出洋疏:“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纹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5]

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复议，江浙并无洋银出洋折:“至谓内地镕化纹银，仿铸洋钱，如原奏〔指黄爵滋奏〕所称，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然仿铸原以牟利，自必搀杂铜铅，然后有利可牟，而近来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苏板等类较洋板成色悬殊，以之兑钱，价值大减，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严于官禁。行商公估，丝毫不能隐瞒。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适用，更何能行及外洋?”(《林文忠公政书》)

林则徐虽然反对轻质银元，但还是主张足色银饼，而且实际上他是曾经铸造的，证以下列文件，可见一斑。(1)咸丰二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6](2)咸丰五年，周腾虎《铸银钱说》:“林文忠公铸造银饼，其制渺小，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行也。”(3)《平贼纪略》说:“旋林文忠公因洋钱价贵，以足银铸饼，其形如棋，面刊是银七钱三分，市廛用而未行。”(4)郑观应《盛世危言》第5卷《铸银篇》:“道光中，言官陈洋银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道光十八年(1838)，“福建省当局发行一种银币，形式仿佛西班牙之本洋，正面铸寿星之像……背面铸一鼎，并附蒙古文台湾字样，盖在台湾省铸造者”^[7]。

“道光十八年(1833)，在福建省发行七钱二分的银元，这是仿效西班牙银元而在台湾铸造的，然而其铸造甚为粗劣，加之1842年以来重量渐减，1845年已减了百分之五。”^[8]

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州漳州亦尝有铸币之举”^[9]。

“道光中，浙江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10]

“又在浙江省，于道光中，铸造一两银币，以与外国银币一起使用，但因流通阻滞，终于废止了。”^[11]

李鼎颐《通行银元八议》说:“咸丰初年，徐君雪村，曾于无锡乡间，自行开铸，民间指为新板，不通通行，以此竟作罢议。”^[12]

《平贼纪略》也说:“继有徐雪村者，吾邑〔无锡〕北乡人，仿造银元与外国一式，识者既辨其色，又听其声音者以为皆逊于洋元，而抑其值，遂至闽、粤仍以七钱三分兑换而已。”^[13]

《时务通考》，广铸银钱说:“其时肇自咸丰，时有巨商之客申江者，鸠集银工，铸为银饼，意欲行诸市上，垄断利权，只以银色不佳，铸工甚劣，市人皆不乐收用，遂即停铸。”^[14]

咸丰六年(1856)，有上海县号商铸造银饼事。“当1856年末，上海决定采用规元为记账单位时，一两银饼即跟着出现。这银饼没有什么花样，只铸有一些文字。”正面是“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饼”。反面是“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这说明了银饼重一两，由上海道台允许，用钢模铸造的。银饼一出，就引起轻质伪币的流行，以致失却人民的信仰，而不得不即时停铸。”^[15]

“咸丰年间，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已知的有三种，即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所铸。王永盛只有一两，其他两种分一两和五钱两等。”^[16]

“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17]

“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局铸造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银币，此亦不甚流通而见废止了。”^[18]

“中国用机器铸造银币，是在吉林开始，事情经过的始末还不知道，据说光绪八年(1882)就有铸造，分一两和半两两种。……十年，铸造的比较多。分一两、七钱、半两、三钱、一钱等几种。”^[19]

李瑚在《对于《广东钱局史略》的一点意见》中说:“据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吉林将军希元等片称:‘吉省制钱久缺……筹商再四，惟有仿照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先由俸练各饷项下提银五千两，饬交机器局制造足色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重银钱……即以此项银钱搭配发给各兵，俾在街面行使。’(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奏，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并非光绪八年之事，而应为光绪十年。”^[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