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危机

“美元本位制”、失衡与危机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和黄金脱钩，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购买力建立在一种不由任何金属货币支撑的纯粹纸币基础上。“纯粹美元本位制”致使全球流动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40年里，得到大幅增长。1870～1913年运行了近40多年的“金本位制”以及1945～196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蕴涵有一种防止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的内在调节机制，而“美元本位制”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缺乏这种机制。“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那种不太严格的失衡调节机制最终全部转移到美国的财经纪律基础上，而“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根本就不能提供这种全球财经纪律，20世纪80年代美元强行地大升值和大贬值就提供了例证。

“美元本位制”不但带来了全球流动性大膨胀，而且还带来了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不曾有过的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国际收支失衡伴随20世纪70～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那些拥有大规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顺差的国家，启动了一个如同货币当局向本国银行体系注入高能基础货币的信用创造过程，进而导致国内经济过热、资产价格膨胀，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直接带来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和生产下降。

另外一个方面，全球经济失衡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大量顺差国为了防止本国货币升值，又把积累起的大量美元储备重新注入美国，不但美国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得到持续融资，而且美国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在盈余国资本不断逆流的条件下一步步高涨，最终形成了不可持续的泡沫。

全球流动性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了实体经济的过度扩张，并且使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现象得以不断持续，如果美国不能转变消费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后发国家不能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国内市场以及技术进步上来，全球经济将会面临产能过剩以及通货紧缩的危险。

在历史上白银和黄金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白银和黄金等金属货币一直是最为普遍的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也一直被作为最为重要的价值储藏手段。1870年后世界各国基本就进入“古典金本位制”时代，在“古典金本位制”时代虽然英镑很大程度上替代着黄金的功能，但总体上黄金还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核心地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货币都以一定的黄金平价钉住黄金，从而各国货币之间都一直维持着固定汇率格局。黄金作为交易工具在全世界各地流通，而商业银行也把黄金作为储备或者抵押物，然后据以重新借贷。不过，各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需要维持足够的黄金存款准备金率，以满足储户随时提款要求，银行之所以不敢贷出大大超出其储备的黄金数额，是因为担心无法满足储户提款要求而出现清偿力的不足。

“古典金本位制”存在着一种自动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可以防止各国贸易账户出现大规模的失衡。虽然到后期英镑已经逐渐腐蚀了“黄金本位制”的纯粹性，但黄金这个古老的财富代表还是给“英镑本位”施加了很大的天然限制。这也使得在“古典金本位制”下，贸易失衡现象不能维持太久，并且很大程度上能进行自我修正，其原因是国际失衡给赤字国家带来了经济萧条压力，通过赤字国和盈余国相对价格的改变国际失衡得以自动调整。当一国通过出口获得的黄金超过进口支付的黄金时，贸易顺差国家就会积累起更多的黄金，这些超额黄金储备流入这些顺差国家的商业银行体系，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膨胀。信用膨胀会促进经济繁荣，但同时也会引发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的物价会降低该国贸易竞争力，导致出口下滑、进口上升，从而黄金开始再度外流。相反，贸易赤字国家会出现黄金外流，当黄金从银行体系流出时，信用就会紧缩，信用紧缩导致经济萧条、物价下调，但是同时不断下降的物价会提高贸易赤字国的出口竞争力，黄金重新流入该国，最后再度形成国际收支均衡。

在“古典金本位制”下政府也不敢轻易陷入长久、大规模的预算赤字中，因为政府手中没有大量的信贷工具来扩大政府赤字，一旦政府对外举债就会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造成利率上升，企业举债成本上升。持续、大规模的政府预算赤字会导致贸易赤字和黄金外流，过高的政府赤字在初期会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但是一旦需求持续增加就会带来贸易赤字，黄金流出该国，造成利率上升、信用紧缩，直到本国物价开始下跌并且经济萧条，才能使该国贸易竞争力再次恢复，并形成国际收支均衡。

“古典金本位制”运行到后期，英国也开始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贴现率来进行政府赤字的货币化以及国内经济的扩张，但总体上黄金的核心地位使核心国和外围国家都不能出现持续时间很长以及规模很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美元—黄金本位制”进一步削弱了黄金地位，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还是“黄金本位制”最为接近的替代品。“美元—黄金本位制”在战后建立的一个主要背景，就是为了防止20世纪30年代“古典金本位制”终结后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贸易壁垒提高，从而出现“以邻为壑”的局面。“美元—黄金本位制”所创造的固定汇率体系，使得美元能够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与黄金挂钩，其他主要货币都以固定的汇率水平钉住美元。美元的汇率价格以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作为后盾，而外国政府在需要黄金时能够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在美国兑换黄金，这为美国出现持续性、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强加了很大限制。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开始出现美元非黄金化的“冲动”，美国深陷越南战场以及与苏联搞争霸活动的“泥沼”，开始大手大脚搞财政赤字货币化，同时美国跨国公司也开始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这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开始恶化。［10］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逐渐成为其他外围国家的流动性基础，同时美元提供的全球流动性开始逐渐泛滥，其他国家发现手里持有越来越多的“过剩美元”后，也开始把美元储备换成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到了1971年美国所储备的黄金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元发行量。1971年尼克松一声令下，关闭“黄金窗口”，美元的非黄金化最终实现。后来世界各国还采取了一系列“补救行动”，但是都无济于事，1971～1972年的“史密森协议”最终瓦解，1973年世界主要贸易大国进入了“自由浮动汇率”时代，1976年“牙买加协议”和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通过第二修正案，在官方层面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最后一点遗产也就消失了。美元非黄金化的冲动最终变成了“纯粹美元本位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再受任何金属货币的限制，其供给、利率、汇率都变成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按照自身国内产出、就业等状况而设定的事情。

人类从19世纪开始就逐渐向纯粹的法定货币和纯粹的信用生产体系过渡，黄金等金属货币的货币地位在1870年“金本位制”以来就逐渐遭受腐蚀，美元和黄金脱钩可以看成是黄金非货币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小环。但是这个一小环却给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美元非黄金化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全球流动性和美元供给的无限激增。全球流动性可以由各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来衡量，一个国家通常用这些外汇储备资产来缓解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失衡问题，我们通过对各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加总就可以看到1971年以来全球流动性的激增状况。1970年之前国际总储备资产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但之后就开始呈现加速度增长态势，1968～1974年短短7年国际总储备资产的增长份额超过了1949～1968年的总和。1949～1969年这21年国际总储备资产增加了55%，1969～2009年这40年国际总储备资产增加了近20多倍。另外，1971年前各国储备资产大部分由黄金构成，1971年黄金去货币化后各国储备资产就大部分开始以外汇纸币资产的形式构成，到2009年年末国际总储备资产中的黄金占比只剩下1%左右，纸币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基石。

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纯粹美元本位制”真正建立起来，美元供给还是全球流动性增长的主要基础，在各国外汇储备资产以及私人金融机构的储备资产中美元还维持着60%～80%的占比（见图12）。美元供给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大幅激增，国际总储备资产增长就变成了美元供给增长的一个副产品。

图12　1949～2000年国际总储备资产的外汇、黄金占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1．

美元非黄金化的第二个严重后果就是它带来了持续性、大规模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11］“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受一系列国际金融变革因素的影响，“美元本位制”得到不断强化和维持，美国自身根本就不太受“蒙代尔—弗来明”所说的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开放“三角不可能定理”的制约，在“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那种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整机制荡然无存。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国际收支账户中资本账户也越来越成为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一个因素。

“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持久的大规模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时期，1983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2000亿美元，1985年又再次达到这个水平，一直到1997年美国预算赤字基本上都维持在三位数的水平上，1997～2003年经历了短暂盈余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又再次膨胀起来。随政府预算赤字而来的就是美国经常账户的长期大规模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近40年，美国经常账户的累计数额已超过4万亿美元。

美元非黄金化的第三个严重后果就是它造成了国际收支盈余国和美国自身的信用创造膨胀，信用扩张使经济过热、资产价格膨胀，从而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价格下跌，公司利润削减，最终在通货紧缩压力下带来经济衰退。

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般分为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经常账户与商品（劳务）的交易、收入以及各国间的通货转移有关，可以看做一国和他国之间进行的商品、劳务的交易，而资本和金融账户与资本转移和金融资产、负债有关，反映的是一国与他国之间的资本转移。拥有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销售到其他国家的商品、劳务要多于它从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劳务，而一个资本和金融账户保持盈余的国家，流入该国的资本会超出流出的资本。从理论上讲，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之和应该等于零，就是赤字需要通过外部资本和金融流入的支撑，而顺差就会导致对外资本的金融投资，从实际层面上来讲，这两者之和一般是不为零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加总之和体现在一国的总外汇储备资产上。只要经常账户没有被资本及金融账户所冲销，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会体现在国际投资净头寸的总余额上，而该总余额就等于该国在这一时期内国内储备资产的变动，无论这种储备资产是由货币当局直接持有还是由商业银行所持有。经常账户盈余没有被对外资本输出所抵消，或者是资本账户盈余大大超过经常账户赤字，或者是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双双盈余的局面，都会带来一国总储备资产的盈余，如果货币当局没有制定足够有效的冲销政策来吸纳过剩流动性，就会造成国内信用的扩张，进而引致经济泡沫。

在金本位条件下各国储备资产和今天的储备资产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说一般储备资产的构成要素有这样几类：黄金、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头寸、外汇及其他。其中外汇包括货币与存款（存放在中央银行和存放在银行的）以及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储备资产大都是由黄金组成，而今天各国储备资产由外汇、存款、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构成。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黄金不能随意由政府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创造，而纸币、存款、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都是可以由政府和金融机构所创造的金融工具。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金融工具已经替代了黄金的地位，成为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方面，这使国际贸易支付方式摆脱了黄金等贵金属产出的限制，使信用支付转变为纯粹的负债支付方式，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各国都可以从国际交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人为创设的金融工具大大膨胀，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信用方式呈现的国际总储备资产大大超出国际贸易实体经济的交易量，这使全球流动性过于泛滥，并且逐渐呈现出金融资本驱动实体经济、资本账户驱动经常账户的局面。另外，金本位条件下那种不太严格的国际收支失衡调整机制也消失了。只要各个盈余国家愿意接受美国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负债作为储备资产，美国就可以通过负债的形式来解决赤字问题。这种局面会对国际盈余国家和美国自身带来极其不良的后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近40年来，美国累计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当大量美元进入那些和美国保持大量经常账户盈余国家的金融体系时，就等于开启了一个信用创造和扩张的过程，这就有点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从美洲发现了大量黄金一样。这种信用创造和扩张以纸币作为支撑，并且以国内金融体系的货币扩张乘数为基础，随即可能会产生的就是信用膨胀，带来经济持续过热以及资产价格泡沫。

1960～1980年开始，欧洲、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盈余国家，在2010年之前的30年里，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越来越依赖对美国出口，其依赖的程度也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些储备资产由美元和美元计价的债券组成。这些国家的储备资产，或者以贸易盈余形式，也就是经常账户顺差形式，或者是以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形式，不断膨胀起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相继放松资本管制，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浪潮把80年代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运动进一步转变为9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运动，国际资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和东亚的各国）大进大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变得极不稳定，并且由大量活跃的短期资本而非长期投资资本构成，这些短期热钱进入会使资本和金融账户在很短时间内膨胀，在发现投资环境恶化或者市场产生投机的情况下，这些资本和金融账户里的短期资本又可能一夜之间撤出。

无论是经常账户的盈余，还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盈余，都会使这些国家出现整体性的国际收支盈余，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储备资产上升，进而国内银行体系大大膨胀。在1990年日本金融泡沫破灭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20多年，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都经历了一个大幅增长的过程。

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储备资产通常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由本国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部资产，尤其是在那些实行强制、结售汇制的国家；二是由本国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持有这些外部储备资产，货币当局仅对它们的使用情况拥有某些控制权。在由中央银行掌握储备资产的国家，货币当局会通过创造“高能基础货币”来购买、取得这些资产，货币当局发行的新货币一定会导致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上升，尤其是在本币与美元汇率低估的情况下货币扩张乘数会更大。在储备资产由本国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机构持有的国家，外部储备资产增加对货币供给扩张的冲击更为直接。当外国资产变成存款进入本国金融体系中时，这些信用会被贷出、存储、再贷出，经过货币乘数的多次放大后，该国货币供给会大幅上升。无论是由货币当局直接持有外汇储备资产，还是由本国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外汇储备资产，都会造成本国信用创造星火燎原般的膨胀，进而导致投资过热、股市和房地产等部门资产价格飞涨。过度投资又会使生产过剩、物价下跌，大量公司利润率逐渐下滑，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使泡沫破灭，会带来股市崩溃、公司破产、银行倒闭、通货紧缩、生产衰退等一系列连锁性的事件。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持久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时期，与美国保持贸易顺差国家的中央银行大量持有美元资产储备，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90年代的其他亚洲国家都出现了信用过度扩张的问题，并且最终造成了信用泡沫的破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东亚和拉美新兴国家的储备资产盈余，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由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盈余构成的，而早期其经常账户并没有太多盈余。20世纪8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把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席卷在内，大规模的外部短期热钱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并且以资本和金融账户盈余的形式呈现为这些国家不可持续的总储备资产的激增，资本账户盈余进一步刺激了生产投资和出口增长，从而资本账户把经常账户赤字驱动为后期的经常账户盈余，紧接着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双盈余就进一步推动了总储备资产的激增。

这个总储备资产的盈余局面极不稳定，在“美元本位制”下，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为了稳定对美国市场的进出口贸易，把本币纷纷锚住美元，实行着固定汇率制度，而随着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固定汇率制度很可能成为许多跨国资本投机的对象。如果金融账户中大量热钱一夜之间撤出，将会使该国储备资产在短期内出现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储备资产主要由私人银行体系持有的国家，货币当局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最终本币不得不贬值，这就会使经常账户盈余恶化为赤字，从而使总储备资产盈余转变为赤字，国内长时间内膨胀起来的信用以及资产价格，最终会在这种局面下很快紧缩，从而造成生产衰退。

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中，我们都能找到相似的状况。我们可以责怪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着许多特有的经济问题，比如银行体系脆弱、企业效率低下、法制不健全、政府腐败、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技术创新体系缺乏，等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自由化、宽松的资本管制、原罪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为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以攻击的弱点，“美元本位”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和全球经济失衡更要为20世纪90年代大量新兴市场国家频发的金融危机负责。

那么我们要问，储备资产激增国家的货币当局通过货币冲销政策来吸纳国内过多的流动性，效果怎么样呢？无论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持有外汇资产都会使本国信用过度扩张，货币当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行同样数量的公共债券销售给公众，以吸纳过度的流动性，从而抵消货币供给增加产生的冲击力量。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运动的推进，许多亚洲国家根本就阻止不了数量异常庞大的外国资本的进入，此外，这些亚洲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也非常可观，这样就使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总盈余非常庞大。

这些国家货币当局根本就不能发行足够的公债来吸收这些盈余所产生的流动性，因为这种做法既昂贵又不切实际，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技术上讲，许多国家并不像美国那样极具流动性，并具有可以吸收盈余美元储备的国债市场，其内部金融市场发育较晚，基础制度框架不健全，国债市场的规模和产品都非常的欠缺。第二，从政治上看，货币当局要在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过程中，通过冲销政策来给膨胀趋势“泼冷水”是非常困难且非常不讨好的。［12］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90年代的泰国，2001年“新经济泡沫”、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的美国，还是2007年“股市大跌”前的中国，都表现出同样类似的特征。“亚洲奇迹”、“新经济”等类似的概念给各国货币当局带来了很大政治压力，它们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而是允许货币供给迅速增长，最终带来了不良后果。第三，从经济上来讲，各国货币当局如果要冲销数额庞大的过剩流动性，其提供的公债利率就必须和美元债券利率相同，以吸引投资者，如果储备资产增长快速，那么发行公债的利息成本就会非常高，这会给中央银行带来极高的成本。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亚洲其他国家就面临这种困境。

“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除了给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国家带来信用膨胀以及金融风险外，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极大不稳定。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双赤字”没有带来其本国国内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萧条，而是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源源不断地扩大了世界流动性。许多国家越来越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尤其美国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上对许多国家还具有很强的保护主义色彩，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负债迅速增加。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又重新逆流回美国本土，转换为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一方面可以使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另外一个方面为了避免本币升值、贸易顺差减少和经济增长减速，这些国家不能把大量美元资产转换为本国货币，而且在“美元本位”下，欧元、日元等其他国际货币还处在弱势地位，如果把储备资产调整为欧元资产、日元资产或者其他货币资产，可能还会因为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强力汇率调整而大大缩水，其他货币资产的收益率还远不如美元资产，这样盈余国的储备资产还不得不投向美元。结果就是，这些国家购买的以美元计价的国库券不断为美国政府预算赤字融资，同时吸纳的以美元计价的股票、公司债券和美国机构债券为美国股票市场泡沫推波助澜，加剧了美国公司资本的极度错误配置，并且推高了美国的不动产价格。

在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前，美国国际净赤字达到2．3万亿美元，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赤字达到3万亿美元。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规模的资本流回美国，在美国制造了信用膨胀和股市泡沫，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同时美国企业破产和做假账等问题也层出不穷。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为了防止“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当年在日本发生的经济衰退现象在美国重演，又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2004年之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以下，利率下降造成了房地产部门价格的膨胀，其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抵消了2001年股市崩溃造成的损失，刺激了消费，消费又促进了进口，进口又使全球经济膨胀，外围国家增加的流动性又回到了美国房地产部门，最终在2007年下半年使房地产部门泡沫以“次贷危机”的形式最终破灭。

大量资本从房地产中撤出后又流向了能源期货市场，2008年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全球石油价格高于每桶150美元。同时大量金融资本也开始寻求新的投资点，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名义下二氧化碳逐渐转化为一种“可以交易的排放产权商品”，而金融市场则极力把这种碳商品货币化，碳交易市场也逐渐膨胀起来。［13］

“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逐渐蔓延到欧洲、日本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都在被迫进行调整，以应对本国经济的衰退，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的国家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调整。

“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就是它会在使全球流动性膨胀不可持续之后，带来物价水平的下降。“美元本位制”加速了全球信用创造，从而带来企业过度投资和资本错误配置，如果生产过剩不断带来公司利润率下滑，同时在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继续使用“货币主义”的工具来管理经济，那么，在下次信用膨胀终止之后，全球将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

要使全球经济衰退不再出现的条件有以下三点：

第一，大多数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要摆脱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提高国内需求，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提高工资等措施提高本国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同时发达国家要改变“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增强全球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借以真正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相差悬殊的局面，发展中国家提高在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是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应对信息技术革命生产力释放逐渐递减带来的问题，通过基础科学的突破使全球经济找到新的产业投资点，技术革命才能使全球企业在新的实体产业投资中继续应对利润率下降的局面，从而缓解全球通货紧缩的压力。

第三，把全球经济管理的工具从货币政策逐渐转变为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动用“货币主义”来膨胀世界流动性，将会提高全球通货紧缩的频率，而通过财政政策辅助后发达国家提高购买力、加速工业化进程，资助研发活动实现技术突破，催生新的实体产业，将会有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问题。同时，也需要通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本位制”逐渐转变成更为多元化、分散化的货币体系，美元特权的稀释将会遏制世界流动性膨胀的趋势，从而真正推进“货币主义”向“财政主义”的转变。［14］

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使国际金融秩序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性风险：

第一，它使全球性流动性供给没有有效的纪律或者规律约束，从而造成膨胀的局面。

第二，它使全球经济失衡大规模、长期持续，1960～1990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失衡在1990～2010年不断以新的面孔、新的形式重复出现。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运动，使全球经济出现了极其不良的结果：一是使那些维持大量经常账户或者资本账户盈余国家的国内信用极度扩张，同时“美元本位制”使大量国家把本币锚住美元，固定汇率体制极易成为跨国投机资本的目标，信用扩张和投机风潮最终会使一些脆弱的国家不断陷入泡沫—破灭、繁荣—衰退的恶性经济循环当中，本国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财政能力都受到打击，并且带来了产出和就业下降。二是美国通过膨胀负债以及盈余国的资本逆流，使财政赤字以及贸易赤字得以不断持续，同时也造成了美国自身经济的泡沫，造成了金融和生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又进一步导致了全球经济波动。三是在全球流动性膨胀、国际失衡以及信用膨胀的环境下，会带来投资过度和资本错误配置的情况，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会带来全球经济间隙性的通货紧缩以及衰退局面。

2007～2009年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为清晰地暴露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缺陷，危机过后，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入分配、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都需要寻求新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