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研究表明，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表现在外面的活动，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动作的全称”。[5]财务学界关于行为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目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字面上理解，行为财务就是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去。也就是说，财务现象的研究应从财务行为的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一种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国内学者华金秋给行为财务下的定义是：“行为财务就是在内外财务环境的作用下，通过对财务目标的驱动，由财务主体运用现代行为科学、管理学原理及计量方法作用于财务客体，但同时又受财务客体影响和制约的具有能动性的、有目的的活动。”[6]我们认为，行为财务并不是去定义理性行为或将某些行为视为不理性，而是通过财务主体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数理经济学、现代行为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作用于财务客体，去了解和预测财务主体心理决策在投资时的运用过程。行为财务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行为、利益分配的影响。
应该说，财务主体不仅受到财务目标的驱使，还受其所在国（地区）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财务客体的制约。从目标看，行为财务就是要通过及时的提示和监控系统，在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合理的界定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实现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有效、合理以至最佳的配置。
人作为一个有思维、有理性、有情感、有直觉的多维综合体，即使其决策过程是理性的，也必然会受其决策时的情感影响，使其对理性决策必不可少的自我控制能力遭到破坏。更何况，人们的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的，无法完全把握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非理性决策在人们的投资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行为财务论者及时捕获这些“断点”，认为决策者的偏好不仅呈现出多样化、变动性，而且这种偏好将直接影响其决策过程。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也使得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随机应变特征不可避免，他们将会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作出不同选择：追求满意方案而非最佳方案。
有鉴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的行为相关的人的遗传、人的基因、人的进化、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并由此建立起一套能够正确反映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作状况的描述性模型，并应用这些模型来讨论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决策的，证券市场上价格实际上如何确定，从而促使人们走出传统财务理论的误区。
行为财务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财务治理结构的完善带来了新的启示。
（一）行为财务关注企业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博弈，带来对公司外部财务治理机制完善的启示
由于在宏观层面上，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管理部门过度行政干预，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股价行为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子，而非市场机制运行和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投资者对政策产生了高度依赖，机构、散户及分析人士都在竞相猜测政策和底线，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出典型的“羊群行为”。[7]而在微观层面上，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管手段的缺乏，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致于大部分投资者以短线买卖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完善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不仅要关注资本市场、经理市场，还要关注产品市场，更要关注各市场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财务理论带来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过程需要考虑的新问题
在财权配置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不同决策机构或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更要顾及到不同机构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往往体现在过度乐观和自信，对资本配置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比较复杂。乐观和自信将导致过度的兼并收购和过高的收购价格。乐观和自信的投资行为有增加公司价值的一面，但在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条件下，与理性的融资行为整合，很可能增加公司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从而破坏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和资本增值。
再如，由于我国存在股权结构不规范且不能完全流通的特定投资环境，使得“同股不同价、不同利”，交易量少，易被人为操纵，必然加剧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多数投资者倾向于短期操作以博取差价，非理性的追涨杀跌，以投机心态操作。一些投资者甚至不惜造谣欺诈或进行内幕交易等。投资者过度投机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是股价暴涨暴跌，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当然也就很弱，当其投资行为的前景不明朗时，经常靠揣摩打听机构投资者的消息或动向，作为自己决策的参考依据，短期投机的操作理念也就必然成为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主流。此时，如何通过设立独立董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恰当分配财权，形成合理的财权制衡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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