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信息观和计量观

第三节　假设辨识、财务报告信息观和计量观

一、早期竞争性假设的辨识和研究方法的讨论

（一）早期竞争性假设的辨识

1．“无效应假设”是EMH的一种推论。

EMH假设没有就会计变动引起的股价变化方向作任何预测，它仅预测不论股价如何随会计变动而波动，最终股价肯定是对股票未来价值的无偏估计。预测股价变化需要一个计价模型，早期研究接受CAPM及无信息与交易成本的假设。会计变动唯一的现金流量效应被假定为税收，因此研究者预言除非会计变动影响到税收，否则会计变动不会引起股价变化。与CAPM、无交易成本、无契约成本、无信息成本和无税收的假设相结合，EMH预言会计盈利变化不会引起股价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无效应假设”（No－effect　Hypotheses，NEH）。NEH可以说是EMH理论的一种推论。NEH认为会计程序变动与企业价值无关，股价对那些不影响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变动不会作出反应。换言之，对不影响税金现值或不影响现金流量的会计变动，股价将“无动于衷”。但是以后的研究发现，会计变动会影响股价，对其原因的分析最终导致实证会计理论的产生。对NEH的检验不同于对EMH假设的检验，它是对EMH、CAPM、无交易成本、无契约成本和无信息成本等联合假设的共同检验，因此即使无效应假设检验失败也不一定意味着EMH不成立。

2．与“无效应假设”竞争的是“机械性假设”。

与NEH“竞争”的是“机械性假设”（Mechanistic　Hypotheses，MH），MH认为股价会对会计盈利作出“机械性”反应，能增加盈利的会计变动会抬升股价，并暗示股价会受到会计程序的系统干扰。鲍尔（1972）称MH为垄断性假设，还有人称它为功能锁定（Functional　Fixation）假设。早期研究把MH看成是由EMH、CAPM和无交易成本假设等组成的联合假设（无效应假设）的一个备选或“竞争性”假设。MH预言不管会计变动对现金流量影响如何，可增加盈利的会计变动必伴随正值的非正常股票盈利；可减少盈利的会计变动则必伴随负值的非正常股票盈利。换言之，股价会对会计盈利变动作出机械性反应，而不管会计变动是否会对现金流量带来影响。在该假设下，股价与会计变动引起的收益变动有“机械性”的固定联系，如市盈率反映出的股价与每股收益之间的“倍数”关系。公司采用不同会计政策会有不同收益，根据这种倍数关系，在一定市盈率下每股收益不同，股价会相应地按“固定”比例变动。

3．两种相互矛盾假设的辨识。

研究者试图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进行辨识，检验并确定哪种假设更符合实际。早期研究从不影响税收的会计变动、全部会计变动和影响税收的会计变动三方面会计变动对两种假设进行辨识。卡普兰和罗尔（1972）通过观察1961～1972年间与税收无关的会计变动来检验这两个假设。1962年，美国税务部门为企业提供投资税收抵免（Investment　Tax　Credit，ITC）的优惠政策，企业可获得的ITC为当年资本资产投资额的7%。在历史成本下，ITC的四种会计处理方法如下：（1）当年投资税贷项（ITC）金额可“全额冲销”当年所得税费用而计入收益。（2）该贷项金额可用于“递延减少”相关资本资产成本，通过资产在其使用年限内减少折旧以增加收益。（3）该贷项金额可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递延所得税贷项，在相关资产使用年限内转入收益。（4）“48%～52%法”（The　48%～52%Method），它适用于以税务折旧为目的的资产时成本基础因贷项而减少的情况，如果税率52%，剩下48%贷项部分可计入当年收益如方法（1）处理；52%部分作为递延所得税贷项在以后年度逐期摊销。各种ITC会计方法虽不影响现金流量，但对本期净利润却有重大影响。方法（2）和方法（3）产生相同的净利润，而方法（1）使得第1年的净利润相当高，以后年度有所下降。方法（4）对利润的影响介于两种情况之间。

在美国，1954年以前税法对折旧规定十分严格，几乎只允许采用直线法。1954年美国税制改革后，企业可在直线法、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中任选一个折旧方法。由于加速折旧可形成税收节余，使企业获得相当于政府资助性无息贷款并成为当时企业资金的一种主要来源，因此企业往往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但是，1965年造纸行业和1968年钢铁行业分别由加速折旧转为直线折旧，此外1966年也是企业改变折旧方法较集中的年份。

在上述背景下，卡普兰和罗尔采用事件研究法对ITC处理由递延法改为全额冲销法，以及从加速折旧改直线折旧所引起股价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对投资税收抵免的研究验证了机械性假设，而对折旧方法变更的研究结论则倾向于接受无效应假说。

鲍尔（1972）研究了从1947～1968年所有类型会计变动样本的股价效应，他没有把样本局限在不影响税收的会计变动上，而把改用后进先出（LIFO）等会计变动也包括在内。其研究结论比较复杂，但总体倾向于符合“无效应”假说。桑德（1973、1975）研究了从1946～1966年间118家改用LIFO公司和21家摈弃不用LIFO公司的对税收效应有影响的会计变动来区分两种竞争性假设。但是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没有控制并发性的未预期盈利），他没能将两种假设真正区分开来。莱斯（1982）试图控制并发性未预期盈利，他提供的证据更有助于证明机械性假设，而不是无效应假设。拜多和林达夫（1982）认为莱斯的样本选择存在偏见，于是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以避免为控制并发性未预期盈利而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见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无效应假设相一致。

以后的一些实证研究均力图区分和辨识无效应假设和机械性假设，但这些研究均存在一定的研究方法问题，并没有对这两个假设的辨识得出“明确”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了实证会计理论是如何发展的。同时，在“辨识”中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也使以后的研究更为严谨。

（二）早期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

卡普兰和罗尔（1972）的研究暴露了使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会计变动股价效应所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其问题主要有二：（1）源于对被检验假设的具体时间限定问题。他们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无效应假设与机械性假设中的某一个假设进行检验。在对受会计变动影响的年度盈利第1个公布周的市场非正常报酬率等于零——零假设（无效应假设）进行检验时，竞争性的对立假设是与会计变动有关的股价变化不等于零（机械性假设）。研究没有对无效应假设进行限定和检验，而是如果零假设不被推翻就趋向于接受无效应假设。但是，他们没有说明股价何时会对会计盈利变动作出反应，因此就很难限定机械性假设的检验时间。当他们以“第1个公布周”的非正常报酬率检验机械性假设时，支持该假设的研究者可以提出股价会作出反应但不是在“第1周”而是在其他时间上的观点。此外，他们使用第1次公布的年度盈利数据，这些数据不一定是会计变动后产生的数据。假如会计变动对各季盈利影响是均衡的，根据机械性假设在第1个季度公布盈利时就可看到股价变化，在形成合理预期后，以后季度盈利变化时，股价就不会再受到影响，因此以后公布盈利时不应存在非正常报酬率。这意味着他们选用了不恰当的研究窗口。（2）方法问题。比如他们在样本选择上可能存在“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即其他变量或与之相关事件可能将影响样本研究结果。事实上，“选择偏见”的存在使得实证研究难以排除会计变动以外的其他变量因素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前述研究都存在一些研究方法问题。例如，鲍尔（1972）在检验机械性假设时对无效应假设方面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桑德（1973、1975）则由于可能存在并发性未预期盈利而有样本“选择偏见”的问题。另外，桑德（1973、1975）、莱斯（1982）、拜多和林达夫（1982）的研究中则存在“群集问题”，由于样本的时间或行业等范围太过集中，这样与会计变动相关的变量就会因“群集现象”而未被随机化，因而就不可能正确解释发生会计变动和未发生变动的公司在报酬上的差异。由此可见，早期实证研究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之后的跟踪研究中得到讨论或改进，跟踪研究反过来又受到批评并由此得到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些研究没有把这两个假设辨识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但已接近于发现问题和把问题表述出来的目标。辨识性检验的研究发展表明了后期研究是在早期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早期研究发现的问题可在后续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探讨，研究的理论文献便可以逐步趋向或更接近“科学真理”。它表明，实证会计理论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走向成熟的。

二、财务报告信息观和计量观

（一）信息、信息系统和噪音

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事物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化的一种表述，它由定性和定量两部分信息组成。信息系统是指以信息加工、处理和提供为目标而组建起来的信息的有机整体。财务报告系统形成和传递的信息，主要是关于会计主体的财务信息，也包括非财务信息。我们将财务报告信息与其未来经营业绩不完全相符的情况，称为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噪音”（Noise）或“低盈利质量”信息。

（二）信息观

在实证研究中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等同于信息含量，称之为财务报告信息观。信息观有其重要假设，那就是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股价可反映企业的盈利信息。信息观认为以历史成本计价为基础的财务报告信息可满足大多数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并具有信息含量。比弗（W．H．Beaver）在其代表作《财务呈报：会计革命》（Financial　Reporting：An　Accounting　Rev－olution，1998）一书中指出，从信息观看，财务呈报对总体信息（所有可公开提供的信息源）提供了价值相关信息的增量。可提供的总体信息是丰富的，财务呈报数据只是该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观点下，为使财务呈报具有价值，就必须使之能提供相对于其他信息源更为完善的信息，并与其他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竞争。

信息观认为，投资者希望对未来证券报酬作出预测，并为此“吸收”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新信息改变了投资者关于未来报酬率的期望和方差，打破了投资者原先的以报酬率均值方差为基础的“收益—风险”均衡，所以投资者进行证券买卖以求达到新的均衡从而导致证券价格波动。该观点还认为，通过市场的反应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可使会计人员把握投资者重视和不重视的信息，从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信息的有用性。但是，如按信息观观点，能引起股价最大波动的信息最有效就会发生如下情形，即如果提供该信息的成本大于其社会效益时在信息观下会仍将其视为有用信息。所以，虽然从信息观的角度看会计人员可以通过提高信息质量来提升其竞争地位，并使市场更加有效；但从社会角度看能产生最大市场反应的会计信息却未必是最佳的。信息观认为历史成本计价基础的财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但信息观研究的只是会计信息与证券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关程度，而不考虑市场是怎样把信息转换到证券价格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证券价格似乎是在一个“黑匣子”里形成的。在信息观产生之后的数十年中，它在实证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三）计量观

财务报告的计量观是指在财务报告中恰当地、更多地报告公允价值或现值信息，以此来增强财务报告决策有用性的一种方法。比弗在其《财务呈报：会计革命》一书中指出，计量观产生于完善与完全的市场背景。从计量观看，财务报表不要求其项目只具有独一无二的计量。FASB描述其目标所使用的语言是信息观和计量观的混合体，不引入计量观而要理解FASB许多准则的动机是很困难的。信息观和计量观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各自提出不同的问题，反映各种观点的研究设计也有所不同。传统的与现值和市价有关的方法有，收益实现后的资产或负债计量（如现金和应收账款净值）、合约限定的现金流量（实际利率法的摊销、租赁和退休金负债）、成本与市价孰低和下推式会计等；现行的与现值和市价有关的方法，有退休后福利、贷款减值和资本资产最高价值测试等。

在财务报告上，计量观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恰当地取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财务报告中更多地报告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历史成本计价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对投资者来说，历史成本缺乏决策相关性。公允价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商品，其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差甚远。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会计人员放弃历史成本计价、以现值计量并披露财务报告信息的趋势有所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发现了不少有效市场异常的现象，比如按有效市场理论，在盈利信息公布时市场会作出反应，而在公布后的一段时间内若没有其他事件，则股价应保持稳定；但伯纳德和托马斯（1989）却利用所谓“公告后价格波动”（Post　Announcement　Drift，PAD）获得了18%的报酬率，这远高于市场回报。欧和佩因曼（1989）利用大量财务指标所提供的基本面信息预测会计盈利水平变动方向，并以此构造投资组合进行套利，该投资组合获得12．56%的回报率，同样击败了市场（Beat　the Market）。所以，市场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有效。另外，列夫（1989）发现在盈利信息公告前后几天，投资者所获得的证券非正常报酬中，仅2%～5%可归因于盈利信息本身；主要以历史成本计价的财务信息的作用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历史成本计价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否具有决策相关性，并把兴趣转移到各种公允价值即现值计量方法和股票计价模型的研究上来。研究表明，对以公允价值恰当取代历史成本的各种计量方法的引用确实可以增强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三、会计数据、财务失败和风险分析

会计盈利信息并非是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所能获得的唯一会计数据，公司财务报告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提供除盈利以外的其他丰富多彩的会计数据。在以往的实证分析中，研究非盈利会计数据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利用会计数据预测公司破产；二是论述会计数据与股票系统风险（β值）的联系；三是对那些涉及会计数据、债券资信等级评定和债券价格的研究加以评论。

贷款协议和债券契约都要求会计指标对企业融资行为进行限制，如要求流动比率、负债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等数据必须保持在一定数值上，若企业违约就可能被破产清算。这说明，会计指标与企业价值和债务面值存在密切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利用会计指标进行破产预测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单变量分析法和多变量分析法。关于这两种方法和预测模型在第八章已阐述，此处不赘述。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运用会计指标的模型有助于预测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奥特曼和迪金（1972）等研究表明，会计数据在破产预测中是十分有用的，但他们并未能提供证据说明以会计为基础的模型会比资本市场具有更佳预测效果。在无法对企业权益索取权的市值进行分析的情况下，会计数据是有益的，它在信贷决策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银行已广泛利用建立在会计数据和指标基础上的贷款决策模型进行决策。然而，如果存在公司权益索取权市场，目前获得的证据还无法证明会计数据在预测公司破产上“优于”公司股票和债券价格所内含的破产预测能力。韦斯特菲尔德（1970）和阿哈尼、琼斯以及斯沃利（1980）发现，破产公司股票在其破产前5年开始获取负值的非正常收益，这说明证券市场在公司破产前5年就已开始对将要破产的公司期望进行反向修正。在破产前5年，公司股价开始下跌，这使得人们怀疑利用会计数据和指标能否获得“更有效”的破产预测。因此，利用会计指标的破产预测能力能否高于证券价格预测能力至今仍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

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会计数据、股票与债券的预期风险β值和债券资信评级三者间存在相关性，这说明在无法对企业证券的市价或债券资信评级加以评定的情况下，会计数据和指标在对企业的风险预测上是十分有用的。由于风险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相关性，因此这是实证研究的又一重要发现。